寻迹东南亚 新加坡曾经对鸦片如此上瘾

唐人街：新加坡人口的74.3%

尼尔路(Neil Road)蜿蜒向前，先是通向一个建筑工地，之后便是佛牙寺(Buddha Tooth Relic Temple and Museum)。尽管寺院整体是唐代建筑的风格，屋顶层层叠叠，但实际上直到2007年才建成开放。它是当地人和游客都爱去的综合型景点，可以被看作新加坡唐人街最恰当不过的起点。新加坡的唐人街干净整洁，对游客相当友好，沿着桥南路的边缘延伸。1822年莱佛士按照城市规划蓝图，将这里划归为唐人街，与英国人为每个地理和语言族群留出不同区域的方针保持一致。

这里原来的名字叫“牛车水”(bullock water cart)，牛车水是一种运送淡水的牛车。1836年，这里聚集起13700名华人居民，成为新加坡最大的城区，同时也是一个动荡不安、鱼龙混杂的区域。

而如今佛牙寺就像一块整洁的磁铁，吸引了大量游客，并在周围聚集起崭新的商铺和摆满红色、金色纪念品的摊位。

大多数来海峡的早期定居者都是苦力，随着戎克季的贸易商队从中国来到新加坡。有一些是“自由人”，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为自己付过了钱，可以自由寻找工作。

而与之对应的还有一种“契约”苦力，他们有契约在身，需要按照合同约定工作。他们被装进船舱运到新加坡，直到船员卖掉手上的合同才能离开。

有一些最后会进入苦力收留所［功能有些像今天的女佣服务中介(maid agency)］，这样的机构星星点点地散布在新加坡不那么光鲜的购物中心里，长凳上坐满了来自群岛地区、一脸警惕的年轻妇女。

在马来亚和海峡殖民地，有大量工作需要这些没有技能的苦力，从拉人力车到搬运货物，尽管波动的供求关系可能导致工资极其不稳定。

从1870年代开始，该区域对人力的需求量突然开始激增，随着马来亚种植园和采矿业的兴起（印度的罪犯劳动力时代已经终结），大量华南移民蜂拥而入。

苦力贸易从20世纪初开始逐渐消亡，契约劳工制度则在1914年的《劳动合同条例》(Labour Contracts Ordinance)中被废除。

唐人街是由社区首领来间接管理的。由此便形成了以宗族为基础的各类互助团体。而第一个秘密团体——义兴公司(Ghee Hin)，就是从这里发源的。

在1820年代，义兴公司为成员提供工作、保安和住宿，也帮助警察抓捕违法分子。

但随着自身规模的扩大，义兴公司开始掌控胡椒和甘蜜种植园，以及大米交易，同时也逐步开展起卖淫和鸦片业务。

义兴公司不断聚敛的权力和财富，令对手大为眼红。这其中既有从义兴公司分裂出来的野心勃勃的小团体，也有初来乍到的潮州人和客家人。1846年3月，这些敌对势力因“休伊葬礼骚乱案”(Huey Funeral Disturbances)爆发冲突。

当时正值义兴公司为头领何亚炎(Ho Ah Yam)举行葬礼，由6000人组成的送葬队伍转上直落亚逸(Telok Ayer)的时候，迎头遇上3000名全副武装的敌对团体义福(Ghee Hok)的成员。

1851年，由于义兴公司内部成员纷纷转向天主教，并对种植园的控制提出异议，随即爆发了“反天主教动乱”(Anti-Catholic riots)。义兴公司的成员攻击了位于克兰芝和武吉知马的种植园，基督徒之后做出反击。在一周时间内，近500人死亡，27个种植园遭到破坏。

另有500人则是在1854年的“福建—潮州动乱”(Hokkien-Teochew riots)中丧生的。这场动乱始于帮派内部对米价无关紧要的争执，随后冲突升级演变成桥北路上动用大刀长矛的斗殴行为。

暴力不仅仅发生在私会党(secret societies)内部。1876年，英国试图规范汇款业务，成立了华人邮政分局，以固定的费用办理与中国之间的邮寄和汇款业务。

但这触动了私会党的利益（以及垄断地位），于是潮州商人开始散布谣言，说英国当局此举是为了钳制整个华人社区。他们还宣称，谁能取邮政分局员工的首级，谁就能领取奖励。于是骚乱爆发，造成多人死亡。

鲁德亚德·吉卜林

私会党在鲁德亚德·吉卜林到访的时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他曾记录称，正当海峡殖民地政府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爆发了一场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引发的暴乱，起因是围绕阳台清理问题的争执。

“一个华人背后一定有某个私会党，”他写道，“在他土生土长的国家里，自古以来人们为了寻求舒适、保护和稳定的工资，必须加入某个帮会，而他必须与帮会共进退，就像他必须携带自己的鸦片和棺材。”吉卜林同时注意到华人在岛上定居的情况，并认为他们事实上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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