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强奸悬案找不到主嫌 法证医学检验助破案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本地一起发生在2002年的12岁女生强奸案，原本因线索不足而沦为悬案，12年后却因为嫌犯再犯案，加上当年保存的法证证据，协助警方侦破这起悬案。

国会近期三读通过《刑事诉讼（杂项修正）法案》，其中包括制定“法证医学检验”（Forensic Medical Examinations，简称FME）新框架，授权警方强制嫌犯配合调查接受检验，使刑事调查更有效进行。

法证医学检验是将罪犯绳之以法和定案的重要工具之一，尤其对像是同强奸等严重性犯罪相关的调查至关重要。新框架下，嫌犯若在没有合理理由下拒绝受检，将会面对刑事罪。

新加坡警察部队调查人员就在近期接受媒体访问，说明了原因。

DNA保存数据库 罪犯12年后落网 刑事侦查局严重性罪案组副组长叶铠嘉助理警监告诉媒体，在上述这起2002年发生的强奸案中，一名年仅12岁的女生在住家附近，遭一名陌生男子强奸。

警方当年就对受害者进行了法证检验，结果发现一组未知的脱氧核糖核酸（DNA）样本。由于当时闭路电视尚未发达，加上没有人证，案件之后沦为悬案。

直到12年后，即2014年，这名男子因犯下偷窃罪被警方逮捕，警方从他身上采集血液样本进行DNA检测，结果发现，他的DNA和当年强奸案嫌犯的DNA吻合。

法证证据强而有力 让嫌犯难以脱身 叶铠嘉透露，这名罪犯在2014年时原本一度否认强奸指控，但后来因法证证据确凿，无从辩解才放弃抵赖。

他最终被判监禁16年半、鞭刑18下。

叶铠嘉表示，法证医学检验尤为重要，因为警方会通过医护人员从受害者的私密部位采证，检验结果能让警方又或是法官去跟受害者或嫌犯的说辞做对比，然后做出判断。

（左起）刑事侦查局严重性罪案组副组长叶铠嘉助理警监和刑事侦查局严重性罪案组组长Mohammad Amin Majid 副警监。（图：张慧仙）

使调查过程更有效 刑事侦查局严重性罪案组组长Mohammad Amin Majid 副警监也指出，法证医学检验不是唯一的定罪工具，但它有助于让调查过程更有效，使案件在法庭上更具说服力。

Amin是2019年克兰芝清洁客工强奸女大学生案件的调查官。他透露，警方当年在事发不久后就接获通报，随即就展开调查工作，包括调阅案发地点附近的闭路电视，以及对附近住宅和客工宿舍居民进行问话，并从受害者私密部位和衣物采集法证拭子等。

警方过后根据调查锁定了数名嫌疑人，结果有一人的DNA跟受害者身上的吻合。

Amin说，这起案件体现法证医学检验的重要性，也可见它如何令警方调查工作更有效。他说，当年警方需要进行的调查工作非常多，法证医学检验只要能找出任何线索，对案件来说就是一项进展。

警方于是在24小时获取嫌犯DNA信息，隔天正式逮捕嫌犯。

另外，Amin透露，这名嫌犯当初也曾试图否认指控，不过最终不得不在法证证据面前低头。

他就说：“在这起案件中，我们通过调查工具锁定了嫌犯，但最后的‘致命点’（final nail in the coffin）是法证医学检验结果。”

这名男子最终在法庭认罪，去年被判监16年和打鞭12下。

调查员学习如何接触受害者 性侵案件中受害者的情绪一般难免都会敏感、脆弱，但调查员都接受过专业的培训，会谨慎对待受害者的情绪，并尊重他们。

叶铠嘉说，警员会遵循一套“安全情感信息”模式（Safety-Emotion-Information model），通过不同的访谈技巧，如言语暗示或肢体语言，去接触受害者，跟他们建立信任关系，让他们有安全感，愿意抒发他们的情绪和提供信息。

Amin也说：“这一切都要看受害者，如果受害者觉得还没准备好，觉得不舒服，那我应该就会找另一个人加入。它没有最佳做法，更多是要看受害者情况如何，或许他跟另一名调查员比较‘合拍’，但我们都受过专业训练。”

在涉及未成年的性侵案件中，警方也会多加注意，确保受害者受到尊重。Yap Kai Jia说：“对于任何年幼，像是12岁或以下的受害者来说，他们或许还不明白医学检验是什么，这时我们的培训就会派上用场。我们也会征得他们家长的同意。”

内政部政务部长孙雪玲上周在国会发言时表示，为了确保法证医学检验适当且敏感地进行，《刑事诉讼（杂项修正）法案》列明：只允许合格的医疗专业人员、警长和以上级别的警务人员进行身体私密部位的检查。

另外，在一些重开调查的性侵案中，受害者普遍也可能不愿再想起往事，重揭疮疤，无论如何，警方都会去接触受害者，并提供他们所需的支持。与此同时，警方也还是会继续调查，确保将罪犯绳之以法，交给法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