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而行！

私營醫療機構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利潤最大化，因為它們需要對股東負責，而公立醫院則對政府和公民負責。

關鍵問題是，新加坡將公民的稅款用於補貼私營機構的試管嬰兒治療，能獲得多少價值？

新加坡生育率創新低，

或將試管嬰兒補貼擴大至私人診所

新加坡正面臨著一個人口的重要轉折點，因為該國2023年的總生育率(TFR)首次降至每名婦女1.0個孩子以下， 當前值為0.97, 超過了2022年每名婦女1.04個孩子的歷史最低點。

連續兩年創下紀錄的低生育率無疑引起了新加坡政府決策者的極大警覺，他們現在認為這對於這個小島城邦未來的經濟增長和國家生存構成了威脅。 可能需要採取嚴厲措施來緩解這一可怕而絕望的局面。

事實上，最近的一篇新聞報道稱， 新加坡國會正在討論將目前對公立醫院試管嬰兒治療的補貼擴大到私人生育診所。

目前， 40歲以下的新加坡女性可以從政府獲得高達75%的共同資助，用於最多三個新鮮和三個冷凍試管嬰兒周期 。

對於40歲以上的女性，只要她們在40歲之前嘗試過至少一個IVF或IU（宮腔內人工授精）周期，她們就有資格獲得最多兩個試管嬰兒周期的共同資助。

然而，目前公立試管嬰兒診所的患者負擔很重，許多患者經常因等待時間長而感到沮喪。

由於女性的生育能力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急劇下降，特別是對於三十多歲以上的高齡女性，人們非常擔心漫長的等待時間可能會對患者的試管嬰兒成功率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呼籲將政府補貼擴大到私營試管嬰兒診所，以減少輪候時間。

私立機構追求利潤最大化，

公立機構要對政府和公民負責

無論如何，新加坡政府必須提防這樣做的各種陷阱。

首先， 私營醫療機構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利潤最大化，因為它們對股東負責，而公立醫院則對政府和公民負責 。

因此，如果公共資金用於補貼私營機構的試管嬰兒治療，那麼這些納稅人的錢的很大一部分最終將成為股東的利潤，而不是重新投資於政府醫療機構以造福廣大公眾。

因此， 為什麼不利用相同數量的公共資金來升級和擴大公立醫院的試管嬰兒設施呢？ 例如，通過雇用更多的生殖醫學專科醫生和其他與試管嬰兒相關的醫務人員，以及購買更多設備以提高試管嬰兒實驗室處理更多病例的能力。

其次， 在分配納稅人的錢來補貼該國公民的醫療保健時，也存在謹慎和公平的問題。 如果在私人醫療機構中，試管嬰兒治療被單獨列為補貼對象，那麼在私人醫療機構中，對中風、癌症、心臟病和腎病等危及生命和使人衰弱的疾病的補貼又該如何呢?與既不健康也不能挽救生命的體外受精治療相比，這種致命的、毀滅性的疾病難道不應該得到更多的公共資金嗎?

然而，如果新加坡政府最終決定將共同資助擴大到私營機構的試管嬰兒治療，此類補貼應取決於個別私人試管嬰兒診所與公立試管嬰兒診所相比，證明試管嬰兒成功率更高或相等，以證明花費納稅人的錢是合理的。

因此 ，應授權對私人試管嬰兒診所的業績記錄進行嚴格的年度審計，以使其有資格獲得來自公共資金的此類補貼。

制定成功率標準，

確保患者和政府「物有所值」

通過要求試管嬰兒成功率達到一定標準才能獲得補貼，可以有效防止私人試管嬰兒診所利用那些試管嬰兒成功率較低的患者的絕望情緒。 例如，由於過早絕經或癌症化療導致卵巢儲備嚴重減少的患者，或需要手術從睪丸中提取未成熟精子的嚴重男性伴侶不育症患者。

因此，這將激勵私人生育診所強烈勸阻這些成功機會較低的患者進行傳統的試管嬰兒治療，而是直接向他們指出更現實的生孩子解決方案，例如卵子和精子捐贈甚至收養。

除了定期審核私人試管嬰兒診所的試管嬰兒成功率外，還必須嚴格監管補貼前試管嬰兒治療的總價，以確保政府共同資助不會成為私人試管嬰兒診所進一步提高醫療費用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盈利能力的動力，因為患者現在通過這種補貼支付的費用更少。 價格控制的目標必須是確保患者和政府的「物有所值」。

另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是，由於部分患者可能有多餘的錢來補貼試管嬰兒治療，一些醫生可能肆無忌憚地鼓勵採用輔助的試管嬰兒附加程序，這些附加程序的治療價值存在爭議。

英國人類受精和胚胎學管理局(HFEA)保留了一個有爭議和可疑的體外受精治療附加程序的黑名單 ，這些程序是可選的和非必要的。

例如，使用延時成像或使用計算機算法或人工智慧來幫助選擇最有可能發育成嬰兒的試管嬰兒胚胎以提高試管嬰兒的成功率的方法，被英國人類受精和胚胎學管理局列入「黑色」評級。這是因為中等/高質量證據表明，這種附加程序並不能顯著改善試管嬰兒治療結果。

成本效益合理化，

資金使用要創造更多實際價值

英國人類受精和胚胎學管理局對其他附加治療程序給予了更差的「紅色」評級，例如，胚胎植入前基因篩查、子宮內膜容受性測試以及各種免疫學測試和生育治療，這表明這些附加程序實際上可能不利於IVF成功率。

此外， 還有成本效益的合理化的問題 ，即政府對試管嬰兒的補貼到底能否緩解新加坡低生育率和人口迅速老齡化的人口問題。來自其他生育率低和試管嬰兒診所系統發達的富裕和已開發國家的統計數據可能會提供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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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澳大利亞最近的數據顯示，每18名嬰兒中就有1名是通過試管嬰兒出生的，而在日本，大約11.6名嬰兒中有1名是通過試管嬰兒出生的。

因此， 試管嬰兒充其量不能將出生總數提高10%以上，這很難改善任何一個遠遠達不到每名婦女生育2.1個孩子的人口替代率的國家的人口結構。

儘管如此，也許可以認為將共同資助擴大到私人試管嬰兒治療實際上具有象徵性的意義，作為新加坡政府的一種姿態，表明他們確實 通過輔助生殖關心和支持無子女夫婦艱難而緊張的育兒之旅 。

然而，也可以提出反駁，同樣的錢可以更好地用於改善和補貼兒童保育設施和學前教育，這可能會引起更多父母的感激之情。

總的來說，新加坡衛生部承擔著公共責任和道德責任，確保納稅人的錢被明智地、審慎地應用於滿足該國公民的相關公共醫療保健需求。

如果私人試管嬰兒機構的治療能夠得到補貼，可能會導致公共醫療資金的分配優先次序出現不當 ，而對於那些威脅生命的疾病可能沒有得到足夠緊急的治療，因為試管嬰兒治療預計不會顯著改善國家的低出生率。

關鍵問題在於，新加坡將納稅人的資金用於補貼私人試管嬰兒治療，究竟能獲得多少實際價值？

作者: 北京大學皇文進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孫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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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稿前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