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當局針對公眾亂扔垃圾的行為，開出了超過2萬張罰單，比2021年的約1萬4000張罰單多出四成。
環境局在回復媒體詢問時透露，執法人員2023年對亂丟垃圾行為開出1萬8600張罰單。
日前，國會在辯論各個政府部門的開支預算時，永續發展與環境部兼交通部高級政務次長馬炎慶也說，同疫情暴發前的兩年相比，2022年和2023年有關亂丟垃圾的反饋增加了15%。
為解決亂扔垃圾的問題，當局採取軟硬兼施的做法。
馬炎慶說，公共教育的工作和宣導活動有成效，新加坡人大致上也具有公民意識，但當局觀察到一些持續存在的問題，「因此不能僅局限於公民教育。」
於是，永續部將把今年定為「公共衛生之年」，除了垃圾問題，也涵蓋去年被指骯髒程度「三年如一日」的公廁衛生等方面。
公開垃圾蟲照片或是「絕招」？
像是在2022年，環境局把垃圾蟲進行勞改時身穿的背心改造一番，顏色變成了更鮮艷「搶眼」的螢光粉和螢光黃，還安排肇事者到繁忙的市區勞改。
環境局說，今年將繼續安排垃圾蟲到垃圾熱點區（hotspots）掃地清理環境。當局也會加大執法力度，如更頻密地部署閉路電視、也會有更多突擊行動。
此外，當局擬推出另一項計劃，但這項宣布近來引起坊間熱議：
在社區張貼垃圾蟲的照片，並請公眾協助揪出他們。
計劃的具體細節有待公布。環境局指出，垃圾蟲身份確認後可能被控上法庭。在調查幼童、年長人士或弱勢群體時，當局會謹慎處理。
公開垃圾蟲的照片，預料也是萬不得已時才會使出的絕招（last resort）。
馬炎慶表示，倘若還是毫無頭緒，當局會考慮把這些人的照片放在他們扔垃圾的地方附近，尋求公眾的協助找出他們。
居民擔心提供線索會惹是生非 實際上，把疑似垃圾蟲照片公諸於世，同勞改一樣，都是為了讓肇事者在公眾面前沒面子（public shaming）。
不過，兩者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進行勞改者的行為已證據確鑿，但垃圾蟲照片曝光時，背後也許還有很多未知的細節，因此後者該如何執行又能否達到預期效果，值得商榷。
從某程度上來看，公開垃圾蟲的照片能為電眼拍不到、或拍不清楚的畫面提供線索。
丹戎巴葛集選區議員祖安清心接受媒體訪問時說，閉路電視的效果有限，識別罪犯也不容易，「因為他們知道電眼的位置，也不能在每個角落設置電眼。」
然而，如果真的請居民幫忙認人，有多少人真的會充當「義務警員」，協助當局把垃圾蟲繩之以法？
對此，新加坡媒體日前上街收集居民的意見。
有公眾反映說，即使知道垃圾蟲的身份也未必會提供線索，因為擔心惹是生非，也有居民關注舉報肇事者的整個程序會否匿名。
也有公眾認為，把照片放出來也許能成功阻嚇慣犯的行為，但長遠來看，他不覺得這會讓社會變得更友善。
他說：
「我不想生活在一個人們總是在尋找別人過錯的社會裡。」
《新明日報》在2020年就曾報道，一名住在新加坡東部的六旬大叔，會定期拍下居民亂丟垃圾或吐痰的證據，平均一個月會向當局舉報約80起案例。
「我知道很多人被舉報後感到不開心，才會把我的所作所為放上網。不過，我是在公共場所拍照，內容是有關公眾違例的行為。」
「我只是不想讓他們成為垃圾蟲，對環境造成破壞。」
當局請公眾幫忙前應制定嚴格標準 如何讓公眾主動幫忙揪出垃圾蟲，又不會令人感覺到頭來是在「好心做壞事」，確實有一定的難度。
也有專家認為，垃圾蟲的照片曝光後旨在讓他們顏面盡失，但其中一個重要考量是，該如何讓公眾相信這個方案能起到阻嚇作用。
新加坡行為洞察小組（BIT）總監Serene Koh說：
「如果給人一種當局因為輕微丟垃圾罪就要揪出垃圾蟲的誤解，那公眾可能會覺得政府是在小題大做，或是人們的聲譽因為一點小過錯就受損。」
她建議，當局在釋出這一招時，應制定一套嚴格及透明的標準，讓新加坡人了解到這些人的照片不是隨隨便便就被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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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也有專家提議，與其依靠社會大眾揪出垃圾蟲，不如嘗試另一種方法，也就是鼓勵居民看到其他人丟垃圾時上前提醒他們，而不是看到什麼不對的地方就先拍照。
「我強烈建議展開長期的宣導活動，而不是零零散散的，讓公眾能互相提醒要做對的事。如果別人提醒我把垃圾撿起來丟進垃圾桶，我會覺得是善意的。」
但仔細想想，要公眾主動提醒別人別亂丟垃圾，也未必人人都做得到，最終可能會被肇事者嫌「雞婆」（意指多管閒事），倒不如「眼不見為凈」。
「保持環境清潔，人人有責」——這句常用來的宣導環境衛生的標語，新加坡人應該已聽過無數遍，當中的道理應當也不難懂。
但現實情況往往反映出的是，很多時候說的真的要比做得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