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治国之道：曾精准预言中国

据为邓小平作传的著名汉学家傅高义所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对该推行何种经济政策尚未拿定主意，但那次访问“使邓小平坚定了开展根本性改革的信念”。访新归来第二个月，邓小平就宣布了开放政策，在中国沿海设立“经济特区”欢迎外国直接投资。傅高义说，“邓小平觉得，井然有序的新加坡是改革的好榜样”，于是派人去那里“学习城市规划、公共管理和控制腐败”。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李光耀尚未完全承认中国就开始每年访华，去观察中国的城市发展和农业改革，并与中国高官建立关系。他向当时的中国总理提出，为经济增长而推行开放不一定要放弃“儒家价值观”。后来，这位总理借用邓小平“摸著石头过河”那句名言，说李光耀“为我们缩短了过河的时间”。

李光耀提供的建议清楚地反映在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中。苏州是上海附近的一座古城，以众多美丽的中国传统园林著称。新加坡工业园在1994年开园，是为了将新加坡的管理方法与当地劳动力相结合，藉以加速工业化，吸引外资来华。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公司和GIC（过去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成了在华主要投资者。李光耀希望中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他深信，中国若发生政治内爆，将给全世界带来可怕的风险，其中的各种危险在苏联解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李光耀后来对比中苏两个案例时说：邓小平是中国唯一在政治上有权威，也有力量扭转毛泽东政策的领导人……身为经过战争洗礼的老革命，他看出了革命的早期迹象。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不同，他仅仅在书本上读到过革命，没有看出苏联即将崩溃的危险信号。

中国的经济改革在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后再次启动。在那次长达一个月的影响深远的重要旅行中，已经退休的87岁的邓小平走了好几个南方城市，令人信服地重申了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

“美国和中国一旦开战将是世界末日”

对美国来说，李光耀关于中国的评论令它清醒，其最深层的意思听之逆耳，即：美国在西太平洋，也许在更大的世界中，将不得不与一个新兴超级大国分享卓越地位。“它只能与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共处”，李光耀在2011年说，而这“对美国是全新的感受，因为以前从未有过哪个国家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地位构成挑战，而中国在20到30年后就能做到”。

李光耀警告说，这样的形势对坚信美国例外主义的美国社会来说将是痛苦的。但是，美国的繁荣本身就源于例外因素：“地缘政治的好运、丰富的资源和大批移民带来的活力、来自欧洲的大量资本和技术，以及把美国与世界冲突远远隔开的两个大洋。”在今后的世界里，随着中国成为拥有尖端技术的可畏的军事强国，地理不再是美国的屏障。李光耀预见到，将要到来的变化会对现有国际平衡构成挑战，使夹在中间的国家难以自处。坦桑尼亚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告诫李光耀说：“大象打架，小草遭殃。”我们前面看到，李光耀也喜欢用大象打比方，他回答尼雷尔说：“大象做爱，小草也遭殃。”他相信，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若能保持友好而冷静的关系，那将最有利于新加坡的稳定与增长。但是，李光耀在与华盛顿和北京的互动中，表现得不像新加坡国家利益的鼓吹者，而更像是那两个可怕巨人的哲学导师。

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李光耀一般会从切合中国苦难历史的角度组织论点，言谈间带着他在其他场合鲜少表露的感情。2009年，他对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告诫，这些人没有经历过他们的前辈遭遇的贫困和灾难，对自己国家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深感不满：这（老的）一代有着惨痛的经历，经历过“大跃进”，挨过饿，几乎饿死，差点儿与苏联人发生冲突……还有“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我毫不怀疑这一代人希望和平崛起。但是他们的孙辈呢？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强大了。如果他们开始展示肌肉，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不同的中国……孙子从来不听爷爷的话。另一个问题更加关键：如果你一开始就认定世界一直亏待你，认为世界剥削了你，帝国主义者摧毁了你，抢劫了北京，对你做了这么多坏事……这样是不行的……你已经回不到中国曾是世界唯一强国的往昔了……现在，你只是许多强国中的一个，而很多其他强国比你更善于发明创造，更顽强坚韧。

反过来，李光耀也劝美国不要“从一开始就把中国当作敌人”，除非它“发展出要在亚太地区推翻美国的战略”。他警告说，事实上，中国人可能已经在设想这样的场景了，但难以避免的“两国西太平洋最高地位之争……并不必然会导致冲突”。因此，李光耀建议华盛顿让北京融入国际社会，并接受“中国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大国家”，“在董事会会议室中有一席之地”。美国不应让中国人将它视为敌人，而应“承认（中国）为大国，为它重获尊敬、重拾昔日辉煌而喝彩，并建议具体的合作方式”。

李光耀认为尼克森政府实施的就是这种方针，称尼克森总统为“务实的战略家”。在未来的世界里，美国应采取“对华接触，而不是遏制中国”的姿态，不过在这样做的同时“也要悄悄地做好后手准备，以防中国不像地球好公民一样遵守规则”。这样，万一本地区国家感到不得不“选边站，那么棋盘上美国一边应该包括日本、韩国、东盟、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俄罗斯联邦”。

李光耀在太平洋两岸阐述观点时我都在场。与他对话的美国人总的来说同意他对地缘政治的分析，但一般都会询问他对于当下问题的看法，例如朝鲜的核方案或亚洲各经济体的表现。美国人也满怀期望，希望中国最终能采纳与美国相近的政治原则和制度。与李光耀对话的中国人欢迎他关于中国应得到大国待遇的论点，也同意，即使从长远来看，分歧也不一定必然导致冲突。但是，在他们彬彬有礼的举止之下，可以感觉到他们听一个海外华人指点中国应遵循何种行为原则，内心有些不自在。

李光耀认为，美国和中国一旦开战将是世界末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定会造成毁灭。除了毁灭，谈不到任何有意义的战争目标，尤其无法界定何为“胜利”。所以，对从未经历过他同代人的颠沛流离，可能过于依赖技术或实力的那一代中国人，李光耀晚年坚持发出呼吁并非偶然：中国的年青一代生活在中国的和平与增长期，没有经历过中国过去的动乱。必须使他们了解中国因骄傲自大和过分强调意识形态而犯下的错误。必须向他们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和态度，让他们以谦卑和负责任的态度迎接未来。

李光耀孜孜不倦地提醒对话方，全球化意味着每一个国家，包括（也许特别是）创立了这个制度、书写了它的规则的国家，都必须学会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中生活。他在世的时候，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崛起，全球化终于定型。在这样的世界里，极大的繁荣与严重的匮乏比邻存在，必将激发爆炸性情绪。“地区主义不再是终极解决办法，”李光耀在1979年说，“互相依存是现实。全球同属一个世界。”他相信，如果管理得当，全球互联会造福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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