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邻里学校出了个总理 王彼得：由此看社会流动性

阶层是否正在固化，或者存不存在结构性问题，有的话如何修复，都是大哉问，坦白说我给不出确切答案，而是宁可相信，我们的处境一定在两者之间。弱势家庭的子弟如果肯拼，还是会有出头天，但也必须看到，财富和所谓的“社会资本”，也让竞争变得不公平。比如在我们这个“补习国度”，有着几百上千家补习中心，收费少就一起补，收费多就一对一，能给更多就能请来名师专门传授最刁钻考题的解答技巧，以求考个满分成绩。不久前甚至读到新闻，说市场上已出现“辅导班”，教学生怎么应对法学院或医学院面试官的提问！

天下父母心，但凡有点盈余，都会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支持，这点无可厚非。刻意拉平做不到，做到了也多数流于表面，因为优势方方面面而且多是潜藏着的。但这不等于说，就应该放任不管。至少我认为，有三方面必须做，或已经润物细无声在做了。

首先，是尽量别让弱势者落后太多，或在起跑线上就输掉了。像政府近些年对平民化的学前教育加大拨款、修改小学报名制度、把比较有贵族色彩的英华小学，从巴克路搬到登加新镇，我觉得都是往公平一些的方向在努力。类似英华的搬家计划，说不定下来还会接二连三发生？

值得一提的，还有各个自助团体的补习班，例如华助会，他们的关注点显然不止于把学生的分数从C拉到B，或从B拉到A，而是会通过活动，想方设法扩大学生的眼界，补强他们的信心和心智韧性，甚至把他们的父母，也纳入关怀和扶持的整个配套中。我认为这条路子是对的，也是和商业补习业者在价值主张上的最大区分。

成功定义可以很多 不是每个人都想去罗马

第二，是4G团队不时强调的：拓宽成功的定义，进而给予合理报酬。当中又有两个思路，即做到条条大路通罗马，而不是路径只有一条，走不通，就把人淘汰掉。再来是，谁说就得去到罗马，才是最好的风景，才算是人生事业的成功？

因为有了这些认知，知道孩子有不同的资质、兴趣和志向，学校的类别也多了，包括体育学校、音乐学校、科学学校，当然还有直通车、特选、工教院等等等，学生再也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那些赶不上的，不必太担心“一考定终身”魔咒；走错方向的，整个体系允许你绕一点远路，最后到达你自己的罗马。另外就是逐步把分流的标签拿掉，设法让每个班的学生背景更多元。这些都是积极的改变，并且还没来到终点。

我始终相信，教育仍是一个最大的平衡器（leveller），做对了，可以推进社会流动，制造出未来的“黄循财”；失灵的后果，轻则让精英主义有机会滋长，重则使到权贵可以不断“世袭”，而贫弱者永远翻不了身。这正是“反方同学”所担忧的。

最后，是持续做大经济蛋糕，增加优渥工作的绝对数量，这一来可以把更多国人吸纳进来，二来国家也才有足够收入可以再分配。像建国初期穷困时，教育资源匮乏，各年级学额就这么多，虽然没有虎爸虎妈和补习，也感受不到任何读书压力和内卷，但因为淘汰率太高，竞争其实更为残酷。

借用总统尚达曼的“电动扶梯论”，大家高低位置不一样，但都是在向上流动，皆大欢喜。反之，经济搞砸了，用池塘缩水来比喻，强大的鱼没事，但一些弱的会特别辛苦，而就算是池里的大鱼，到了国际舞台，也会被人家大池塘里的小鱼比下去。

英国已故社会学家麦可·杨（Michael Young）在1958年出版的《精英统治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中，描述了一个反乌托邦社会，奉行唯才是用原则，推崇智商和努力（其实藉以讽刺英国当时的中学分流制度。是的，分流！）形成精英统治著被剥夺了权利的下层民众的格局，叙述最后以2034年“民粹主义者”对精英的反抗告终。显然，如同书名所示，在一些社会，唯才是用可以异化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而不再是减少不平等的措施。

Meritocracy，我们常翻译为“唯才是用/是举”，刻意避开“精英主义”。两者的差异性或关系可以这样理解：前者如果守不住或者变色了，不小心就会滑向精英主义，进而阶层出现固化，各个领域腐败、跋扈和让人讨厌的“赵家人”越来越多，最终引来民粹主义的怒火。

2016年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以及后来英国的詹森和法拉奇等民粹主义政客的崛起，多少都有这样的社会背景。有人因此说《精英》一书作者有先见之明，而且现实的成真比所预言的还要早。

总之对为政者来说，社会流动性，国之大事，不可不察也。

（作者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