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里糾紛難解？調解員支持使用噪音感應器

2024-08-12

受訪的調解員和基層領袖表示，他們調解的大部分鄰里糾紛個案都跟噪音有關，而這方面的個案往往不容易解決，因此認為強化社區糾紛管理框架的建議（Community Dispute Management Framework），例如授專職人員調查嚴重的社區糾紛案，並進行執法，以及動用噪音傳感器，將有助於解決糾紛。

淡濱尼中公民諮詢委員會副主席傅仁財擔任基層領袖已有大約13年，解決過不少居民的糾紛。他接受《8視界新聞網》表示，很多糾紛是從噪音開始的。他指出，他調解的每十起個案中，有一半成功獲得調解，但每一起個案一般需要三到六個月的時間解決。

「噪音的糾紛不容易解決，因為噪音是見仁見智的，你和我聽到的聲音的定義不一樣。很多時候調解需要長時間的跟進，不是馬上講，明天就沒有噪音了，因為對他們（被投訴者）來說這是一種習慣。有時候則是平時之間鄰居沒有開門打招呼，久了就會有一點心病。我們會讓他們融入社區活動，讓他們了解彼此和培養默契。」

傅仁財表示，隨著我國社會逐漸步入老齡化，社區里的獨居老人比例可能會增加，而長期獨自在家的他們或許會聽到更多他們認為是「噪音」的聲音。

「我調解過的一個個案是一名獨居年長男子，他的老婆過世不久後，他便向我們投訴說樓上鄰居發出像機械聲音的噪音。我們到樓上調查，並沒有發現什麼能發出機械聲的來源。後來才發現原來是投訴人自己家裡的吊扇太陳舊而發出的聲音。」

傅仁財說，讓年長人士，尤其是獨居人士參與社區活動，不要整天待在家裡，有助於緩解他們的孤獨情緒，進而減少他們在家裡胡思亂想。

淡濱尼中公民諮詢委員會副主席傅仁財（左）和社區調解中心義工黃日敏。（圖：傅仁財、黃日敏提供）

雙方需相互溝通才能調解成功 67歲的黃日敏在社區調解中心擔任義工調解員已有25年，她處理的個案中，有高達90%獲得成功調解。

最讓她印象深刻的個案是，其中一個鄰居嫌另一個鄰居養的鸚鵡過於吵鬧，而引發糾紛。

「在調解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鸚鵡是因為附近在施工過於吵雜，因此受到驚嚇。投訴人起初要求對方在屋子周圍設立隔音裝置，但這個方法行不通，因為屋子太大而且這個做法太昂貴。最終對方答應把鸚鵡放在一個房間裡，讓他們能安靜地休息。」

傅仁財調解過的個案中，最讓他印象深刻的是一名5、60歲的獨居男子刻意干擾鄰居。干擾進行了長達三年，始終無法獲得調節，直到肇事者搬走。

「他會刻意按門鈴、對鄰居大喊大叫和進行言語恐嚇，也會向鄰居的住家丟咖喱汁，像這種個案就是故意騷擾，鄰居在家裡安裝閉路電視也沒有用。」

另一名調解員67歲的瑪麗蒙基層領袖劉潤鎔說，瑪麗蒙一帶的鄰里糾紛也多數與噪音有關。

她說，在過去四年，瑪麗蒙的鄰里糾紛少於十起，多數與噪音有關，而問題往往因為誤會而起。

她舉例說，去年五六月，曾遇到一個個案，投訴人住14樓，投訴16樓發出噪音，為此前者報警200次。

「後來雙方前來調解，才發現彼此誤會彼此，原來發生噪音的是對面居民，那名居民是有憂鬱症的。他們聊開後變成好鄰居，而且還想要一起幫助那名患有憂鬱症的居民。」

在劉潤鎔看來，調解是化解糾紛中最為有效的。她說一般上只需要調解一次，問題就能解決。

然而調解目前是自願性的，她認為若政府能強制性要求雙方調解，會是最好的方法。

不願意進行調解的個案才會用噪音傳感器當出現如上述比較嚴重的個案時，傅仁財支持在出現噪音指控的場所安置噪音傳感器（noise sensors），但表示這種方法有利有弊。

「兩邊都不方便。投訴人需要離開他們的場所，讓當局安裝傳感器。我們儘可能不要到這個地步，希望他們先進行溝通和調節來解決問題。但是這個傳感器是有必要的，因為目前沒有立法規定，警察也沒有辦法逮捕故意製造噪音的人。所以一些比較極端的，一方不願意進行調解的個案，當局就使用些傳感器，就有證據『逼』他們進行和解。」

黃日敏表示，往往需要更多時間調解的個案，都是因為當事人沒有保持開放的心態，不願意尋找解決方案或者妥協。

「當遇到糾紛時第一步應該是先了解對方和人他們溝通，而不是妄下結論。如果解決不了問題，可以尋找第三方如基層領袖或議員，或者到調解中心進行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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