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常刷到中國博主介紹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視頻。如今新馬華人能流利使用華語，早已不足為奇，然而在20年前，當我初到中國留學時，不少教授對我們新馬華校生的中文能力，表現出驚訝與疑惑。
當年，復旦中文系和新聞系的新馬華校生成績，與中國本地學生不相上下，其中一位新加坡學長更是名列前茅。讓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堂古文課，教授發放古代碑文的圖片讓我們辨識。習慣閱讀港台書籍的新馬華校生，能直接讀懂繁體碑文，而習慣閱讀簡體字的中國本地學生反倒頻頻向教授請教求解。更有趣的是，我們這一批留華的新馬華校生中，不少人曾是中學華樂團的成員，經常在校園內聚在一起演奏華樂，成為一群既不像「老外」又不同於港台學生的奇葩中國通。
新馬兩地的華校
新馬兩地的華校皆源自南來先賢所辦的華文私塾。據顏清湟博士的馬六甲起源說，在1820年出版的教會刊物《印中搜聞》（The Indo-Chinese Gleaner）記載：「據說約5年前，馬六甲有8所供福建孩子就讀的華校，約有150個學生；另有1所廣府學校，約有10或12個學生」。新加坡公認最早創辦的華文義塾——萃英書院，也是由馬六甲峇峇慈善家陳金聲於1854年領導創辦。
另據資料記錄，截止1920年，單在海峽殖民地（新加坡、馬六甲、檳城等地）已有313間華校。不過，其後英殖民政府干預華校，加上二戰日軍清算和屠殺華社賢達，以及新馬分家獨立後進行教育改革和轉型，歷史淵源極深的新馬兩地華校從此分道揚鑣。
在這段期間，大馬所有華文小學（簡稱「華小」）和多數華文中學改制加入政府教育系統，成為國民型中小學。改制後的國民型華中，僅保留約三分之一課程以華文授課；另有15間華文中學拒絕改制，獨立發展出完整的華文教育系統，形成如今全馬63所華文獨立中學（簡稱「獨中」）。
新加坡華校則是走向以英文為主的雙語政策。雖然有人批評新加坡華校改制後「名存實亡」，但與我同期留華的70後、80後新加坡華校生的華文造詣，其實頗高。不過，當我畢業加入新加坡媒體行業後，通過校園訪問和街訪才逐漸明白，為何老友們會對新一代的中文能力感到焦慮。
華文焦慮不是新加坡獨有
這絕不是新加坡華社單獨面對的問題。實際上，大馬城市地區的不少華人也以英語為主要交流語言，加上孩子從小由外傭照料，也導致下一代的英語能力更勝華語。這也是為何如今不少華小面臨生源流失的困境，以英語為主要教學語的私立或國際學校，成了華小和獨中最大的競爭者。
在新馬華校艱難發展的過程中，個人的選擇也常受到家庭傳統與社會環境的雙重影響。在我家族中，爺爺有二十多個孫子，唯獨我一人進入獨中。據說，父親是為了滿足爺爺的心愿——希望南來的紀家第三代中，還有人通曉中文。但我不解的是，父輩明明全是華校生，為什麼叔伯們卻不願把自己的孩子送入華校？
按理說，華人家庭通常將教育資源傾注於男孩，文化傳承的責任也不該落在一個孫女身上。我想，唯一的解釋是，當年父輩華校生吃過不諳英文的虧，因此不願意讓孩子再走華校生的路。
從「精華」到菁英
誰能想到，我這一批華校生卻是幸運的。1990年代以來，大馬私立高等教育學府激增，也有更多面向獨中生的獎貸學金，使升學道路更加寬廣。同時，（馬來西亞）統考文憑也逐漸被國際認可，與（新加坡）A-Level具備同等學歷資格。只要加上英語鑑定證書（如雅思或托福），留學紐澳歐美都不成問題。部分特別優秀的同學甚至憑此從「精華」變成菁英，成為劍橋博士、大學教授、律師、醫生和醫藥研究員。
大馬華校生不再像我父輩年代那樣，飽受語言局限的苦楚。更重要的是，民間已形成一股力量，讓華校得以靠社會捐款，更新硬體設施並提升教學質量。其實，每年從華小升入獨中的華裔學生僅占15%，但不少曾受教於華小的畢業生，也將自己視為華文教育的一份子，願意捐款支持獨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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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我曾遇過一位獨中贊助人，他起初對獨中生的印象並不好，認為他們是一群高傲的富家子弟，語言能力差，難以融入社會。直到後來參與華團，接觸華教工作者後，他才明白，堅持華文教育不僅關乎民族認同和文化傳承，更為捍衛學習母語這一基本人權。關於捍衛人權這一點，我只能引用大馬文藝工作者張吉安歌詞中的一句話：「一面都是牆，一退就是讓」，讓讀者自行意會。
有什麼理由放棄
新馬華文教育至今已有超過200年歷史。在新加坡，它面臨新一代學習興趣低迷的挑戰；在馬來西亞，它承受政治挑釁和「影響國民團結」的指責。未來絕不會因為更多人為它發聲而變得輕鬆。
無論過於悲觀還是自負，都不是健康的態度。試想百年前物資匱乏的時代，先民尚且希望下一代至少學幾個字、記住家族的中文姓氏。如今資源更為豐富，我們這一代又有什麼理由輕言放棄，讓華文教育自生自滅呢？或許該像我爺爺那樣深思遠慮，即便家族中只剩下最後一個孫子願意學華文，也要守住這一份傳承的火苗，不讓它徹底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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