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加坡國會內氣氛凝重，新財年政府財政政策辯論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而消費稅調高問題則成為這場戰鬥的焦點，反對黨與執政的人民行動黨議員各執一詞，激烈交鋒。

01 反對黨率先發起凌厲攻勢

拋出三大關鍵質疑

其一、直擊財政盈餘與增稅矛盾

工人黨秘書長畢丹星援引財政部數據指出，2024 至 2025 年財政盈餘預計將迅猛飆升至 132 億新元，而本屆政府累積盈餘更是高達 143 億新元。其質疑道：在國庫如此充盈之際，為何要在2023 至 2024 年接連提高消費稅至 9%？

他認為，輸入型通貨膨脹已然致使本地物價急劇攀升，此時調高消費稅無疑是「火上澆油」加劇民眾生活成本負擔，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更令其不滿的是，政府財政預測仿若「霧裡看花」，每逢選舉帳目呈現出良好態勢，然而平日徵收高額稅費卻缺乏明晰闡釋，難以令民眾心悅誠服。

其二、發出稅制結構改革的強烈訴求

前進黨秘書長潘群勤迅速響應，加入辯論行列。她直言不諱地指出，政府一面宣稱協助民眾對抗生活費上揚困境，另一面卻親手推動消費稅上揚，而消費稅恰恰是推動生活費攀升的關鍵因素之一。

她主張新加坡應適時調高公司稅以充實財政收入。畢竟當前全球最低稅率僅覆蓋年營收至少 7 億 5000 萬歐元的大型跨國企業，新加坡有必要調整公司稅政策，使其更加累進、公平，進而調低消費稅，為民眾肩負。

其三、掀起財政預測可信度爭議

反對黨毫不留情地批判政府財政測算 「漏洞百出」。在儲備金管理制度框架下，總統與國會共同享有儲備金動用決策權，但 2020 至 2022 年疫情期間動用 400 億儲備金後，實際支出竟比預算少 280 億，這般 「懸殊」，怎能不讓民眾質疑財政規劃的透明度？

面對反對黨的猛烈抨擊，人民行動黨議員沉穩應對，條分縷析予以回應。

02 執政黨 「據理以對」

剖析調整深意

安迪（碧山 — 大巴窯集選區）冷靜且理性地闡述觀點，將生活費上漲全然歸咎於消費稅有失偏頗，並不公允。

新加坡 2024 年核心通脹率僅為 2.7%，相較於全球平均水平顯著偏低，物價上揚的主導因素實則源自戰爭、供應鏈斷裂等外部衝擊，消費稅在物價指數構成中所占比重僅為 0.3%，絕非引發通脹的關鍵根源。

不僅如此，執政黨推動消費稅調高背後，蘊含著多重深遠戰略考量。

應對老齡化社會挑戰

權威研究表明，至 2030 年，新加坡 65 歲以上人口占比將突破 25%，醫療支出預計每年以 6% 的速率遞增。面對這一嚴峻人口結構變化趨勢，政府規劃在未來十年內斥資超百億新元，新建 5 家綜合醫院與 20 家社區診所。

行動黨著重強調，醫療資源建設周期漫長，往往耗時數年，必須依託穩定稅源提前謀劃布局，若待危機全面爆發後再倉促籌資，所需付出的代價將呈指數級增長。而消費稅憑藉其穩定、廣泛的稅基特性，無疑是最為堅實可靠的資金保障，為應對老齡化社會醫療需求築牢根基。

增強能源自主權

新加坡作為能源自給率嚴重不足 5% 的島國，處境艱難，能源安全面臨嚴峻挑戰。當下，正以年均 90 億新元的巨額預算全力推進氫能進口、核能研發與太陽能電網建設。能源轉型之路，對於新加坡而言，宛如一場沒有退路的背水之戰。

在此關鍵進程中，消費稅廣泛的稅基及穩定的收入特性，能夠為能源轉型持續輸送穩定資金流，奠定堅實資金基礎，助力新加坡逐步擺脫能源困境，實現能源自主可控。

保障社會公平

儘管消費稅表面上似乎加重了低收入群體負擔，但政府通過一系列諸如水電費回扣翻倍、組屋補助覆蓋率擴大至 40% 人群等精準幫扶政策，使得年收入低於 3 萬新元的家庭，最終核算下來實際獲得凈收益。

這種 「高收入多繳稅、低收入享補貼」 的再分配機制，切實保障了社會公平，確保全體新加坡人民能夠共享發展成果，提升民眾生活福祉。

立足儲備金管理

回首疫情期間，新加坡政府果斷動用 400 億儲備金應急，守護民眾生命健康與經濟穩定。此後，政府秉持責任擔當，計劃每年從財政盈餘中撥出 5% 用於回填，而消費稅因其穩定性和全民屬性，當之無愧地成為償還這筆 「歷史債務」 的核心工具。

放眼未來，倘若再度遭遇突發事件，這筆儲備金仍將是保障新加坡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堅實後盾。

綜上可見，新加坡每一分錢的流向，其實都指向全民福祉的長期增值。在這場關乎國家命脈與公民錢包的博弈中，反對黨與執政黨看似針鋒相對，實則共同勾勒出一幅精密的社會治理藍圖。

前者以民生痛點為矛，強調即時公平；後者以戰略韌性為盾，布局世代福祉。而作為政策最終承載者的普通人，你是如何看待這場加稅與反加稅的拉鋸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