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選人可為每位選民花費至多5新元，比現有的4新元上限增加25%。
考慮到2021年至2024年的高通脹率，此次調漲並不令人意外。
這也是繼2015年後，競選開支上限再度提高，選舉局當時把競選開支上限從3.50新元提高至4新元。
翻開歷屆大選記錄，新加坡各政黨的競選花費，都和法定上限有段距離。
在2020年大選，行動黨是競選開支最多的政黨，該黨當時平均在每個選民身上花費2.63新元，不到頂限的七成；工人黨以1.21新元居次，初出茅廬的前進黨則平均為每位選民支出1.19新元。
整體而言，該屆選舉朝野陣營的競選開支總數超過900萬新元，其中行動黨共支出697萬新元，為各黨之最；在野陣營中參選最多議席的前進黨以78萬1275新元居次；工人黨則花了70萬5647新元。
再往前推，行動黨在2015年平均為每位選民花費2.16新元，民主黨以1.30新元居次，工人黨為0.69新元。
選舉「燒不少錢」，經常給全球各國的民主選舉引來「金錢政治」的罵名。
實際上，與部分動輒砸下天文數字競選開支的國家地區相比，新加坡的相關花費可謂相對節制。
當時美國約有2億4500萬人達到投票年齡，換算下來，花費更多的哈里斯平均為每位選民花費78美元（約104新元），相較之下，新加坡「燒錢最凶」的行動黨在最近一次大選也平均只為每個選民支出2.63新元。
而當時距離美國總統大選的11月投票日尚有兩周時間，雙方陣營勢必在衝刺階段卯足全力撒錢，最終的競選支出無疑將更可觀。
值得一提的是，同一時間還有美國參議院的三分之一席次，以及全部眾議院席次進行改選。
若把國會選舉和總統選舉的競選支出相加，幾乎是天文數字。
據長期追蹤美國競選資金狀況的非營利組織OpenSecrets估計，若把候選人、政黨及利益組織針對選舉的支出加總，美國國會選舉的競選總支出可能高達100億美元。
台灣是另一個選舉極度燒錢的民主政體。
根據台灣監察院公布的數據，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中，最終勝選的民進黨組合賴清德和蕭美琴花費最多，合共支出5億零715萬6685元新台幣（約2050萬新元）。
該屆大選的合格選民為1954萬8531人，用新元來看，賴清德組合平均為每名選民花費1.04新元。
但必須注意的是，台灣政黨在帳面上普遍都存在報小數的做法，實際金額往往遠高於此。
一些內部人士就指出，每組候選人支出至少10億元新台幣（約4043萬新元）可能是比較合理的估計。
與此同時，上述數據也僅是總統候選人的競選支出，同時間舉行的立委選舉一樣所費不貲。
以台北市的其中一個立委選區來看，中山、北松山選區的國民黨候選人王鴻薇的競選支出為1218萬元新台幣，其對手民進黨籍的謝佩芬則花了1668萬元新台幣。
以花更多錢的謝佩芬為例，換算後，她平均為當地每位選民支出2.43新元。
首先是時間。
新加坡實行西敏寺議會制度，每屆政府任期最長5年，但總理可在任期內任何時間向總統建議解散國會。
相比之下，美國和台灣的總統為固定任期制，舉行選舉的時間點固定，這意味著各方勢力的競選活動能更早開跑，提早做好準備。
其次是土地面積。
新加坡幅員較小，人口更為集中。
各政黨更容易接觸到選民，不必「長途跋涉」，舉辦競選集會也因此更具有成本效益。
相較之下，幅員廣闊，人口眾多卻分散各地的國家或地區則將面對更艱難的硬體挑戰，這往往也是最燒錢的部分。
第三，新加坡大選候選人若想通過電視和電台向選民傳達訊息，只能利用政黨競選廣播（Party Political Broadcasts）。
然而，本地政黨仍可以購買網絡廣告。
換做是允許政黨通過廣播打廣告的國家，以美國為例，廣告諮詢公司AdImpact的數據顯示，自去年7月22日（即哈里斯獲得前總統拜登支持後的第一場公開演講）至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日當天，政治廣告開銷達到23億美元，其中民主黨的開銷較共和黨高出近4億6000萬美元。
看來，新加坡的選舉條例，倒是替各政黨省下不少錢啊。
至於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恐怕就和選舉競爭的激烈程度有關了。
雖然近年來反對黨百花齊放，使行動黨不再享有在部分選區自動當選的優勢，即便如此，通常也僅有零星選區燃起較激烈的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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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反對黨強調他們是以制衡，而非取代行動黨執政作為競選目標，更讓選戰的激烈程度降低不少。
無論如何，新加坡近年來的政治場域已出現了明顯變化，社會氛圍的改變，讓朝野政黨的交鋒有愈演愈烈的跡象。
總理黃循財在去年11月的行動黨幹部大會就曾警告，只要選票稍有波動，執政黨可能會再失去三、四個集選區。
若未來的大選，朝著越來越激烈的方向發展，各政黨的競選開支會否快速膨脹，值得繼續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