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燒化石燃料供電以及森林砍伐在過去30年，顯著加劇了全球變暖，使地球平均地表溫度上升了1.3攝氏度。
新加坡早前發布的第三次全國氣候變化研究報告就指出，如果碳排放居高不下，新加坡周圍的平均海平面到本世紀末可能上升0.54米至1.15米，一年之中也可能有多達351天的最高氣溫會超過35攝氏度。
最新研究顯示，
自1990年以來，全球最富有的10%人口必須為促成全球暖化的三分之二排放量負責。富人群體的消費與投資方式，也大幅提升了致命熱浪和乾旱發生的風險。
這份研究由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ETH Zurich）科學家Sarah Schoengart主導，今年5月初刊登在《自然氣候變化》（Nature Climate Change）學術期刊上。
這是首個以量化方式，就私人財富對極端氣候事件的影響進行的研究。
研究團隊結合經濟數據和氣候模擬來追蹤全球不同收入群體的碳排放，並評估這些排放對某些因氣候變遷加劇的極端天氣造成了什麼影響。
Sarah Schoengart告訴法新社：
「我們直接將富人的碳足跡與真實世界的氣候衝擊建立起關聯。」
「這標誌著人類從碳排放核算，轉向對氣候課題的責任追究。」
與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全球最富有的1%人群對百年一遇的熱浪的貢獻高出26倍，對亞馬遜地區乾旱的貢獻則高出17倍。
中國和美國最富有10%人口的碳排放，分別導致極端高溫事件增加2至3倍，而這兩國的這群人合計貢獻了全球近一半的碳污染。
根據《福布斯》雜誌的數據，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億萬富豪來自美國，人數超過中國、印度和德國三國的總和。
英國的反貧困組織樂施會（Oxfam）指出，在過去十年中，全球最富有的1%人群新增財富高達42萬億美元。
樂施會還表示，這1%最富有人群的財富總額，已超過全球底層95%人口的財富總和。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富人並不少。據福布斯，新加坡富豪在2025年總凈值達到1452億美元，比去年的1155億美元高出近300億美元，人數方面還增加了10人。
因此研究人員強調，不應僅關注生活方式和個人消費所帶來的排放，也應重視金融投資中的碳排放。
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的氣候影響研究組組長Carl-Friedrich Schleussner指出，
「如果氣候行動不正視社會中最富有成員的巨大責任，就有可能錯失我們減少未來損害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
富人所「貢獻」的排放量不僅來自他們乘搭的私人飛機和購買的東西，也來自他們所投資的公司產生的碳排放，例如AI公司的碳排放。
跟AI講禮貌原來這麼燒錢和耗能源OpenAI執行長奧爾特曼（Sam Altman）近日在公開場合曾提到，人們在與人工智慧互動時頻繁使用「請」「謝謝」等禮貌用語，雖然體現了人類的文明素養，卻也讓公司在電力成本上多花了「數千萬美元」。
生成式AI模型如ChatGPT在處理每一個請求時，都需要消耗大量計算資源和電力。看似簡單的禮貌詞彙會增加文本長度，從而提高模型處理時間與能耗，積少成多，最終形成可觀的運營成本。
早期研究表明，對與資產相關的排放徵稅要比普遍徵收碳稅更公平，因為後者往往加重了低收入群體的負擔。
目前，各國實施的碳稅主要針對人們購買的商品，如食品、汽車和衣物等。此類稅收不成比例地懲罰了低收入群體，對超級富豪卻幾乎沒什麼影響。此外，該政策還忽視了富人將大部分財富用於投資而非消費的實際情況。
蟻粉覺得，有朝一天，富人除了繳納富人稅（個人所得稅、房地產稅、汽車稅），還應該繳納「碳排放」的相關稅嗎？
特朗普政府歷來主張減稅和放鬆監管，強調「讓企業自由發展」，在其任內曾推動削減企業稅和資本利得稅，並反對全球最低稅率等跨國稅收協調機制。因此，其再次執政不僅削弱了美國對全球稅收改革的支持，也使得其他國家在推進類似議題上更加謹慎甚至退縮，擔心損害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去年，作為二十國集團（G20）主席國的巴西曾推動對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個人徵收2%的凈資產稅。
儘管G20領導人曾表示將「合作確保對超高凈值人士有效徵稅」，但至今仍未有任何後續的實際行動。
2021年，近140個國家曾同意推進針對跨國公司的全球企業稅改革，其中近半數國家支持設定15%的最低稅率。但這一談判目前也陷入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