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21日），新加坡總理黃循財正式公布新一屆內閣名單，這一動作無疑宣告著新加坡政治領導層迎來了一次意義重大的調整。

在此次內閣調整的布局中，黃循財持續掛帥，擔任總理兼財政部長一職，李顯龍依舊擔任國務資政，顏金勇也繼續擔任副總理兼貿工部長。

圖源：聯合早報

有意思的是，新內閣在部門構成上進行了近乎半數的 「換血」 等級的大改革。

陳振聲接過了因黃永宏退休而空出的國防部長的接力棒；

李智升轉而調任教育部長，開啟新的教育領域征程；

徐芳達則改任國家發展部長，著手應對國家發展方面的諸多事務；

唐振輝的職務也發生了變更，改任律政部長內和政部第二部長；

陳詩龍穩坐人力部長之位，並且還肩負起主管貿工部能源與科技事務的重任。

而此次內閣調整最吸睛的地方，當屬年輕化趨勢的穩健延續。

黃循財大手一揮，委任了九名新的政務官，這一數字創下了近年來新政務官人數之最，無疑為政府這支隊伍注入了鮮活的新生力量。

圖源：8世界

進一步剖析新加坡新內閣成員的年齡分布，呈現出相當明顯的代際差異特色，核心領導層主要由中年骨幹力量撐起一片天，而在新任命的13名政務官里，至少有2人年齡還不足40歲，另外有不少人年齡也才40多歲。

再把目光聚焦到教育背景這一塊，新加坡的部長們那可都是妥妥的學霸級別，普遍擁有頂尖學歷。

他們大多畢業於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這類本地名校，或者海外的知名學府。

就好比黃循財，他的求學經歷堪稱傳奇，先是拿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經濟學學士學位，接著又收穫密西根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最後還取得了哈佛大學公共管理碩士學位。

從職業履歷上來看，黃循財曾經擔任過李顯龍的首席私人秘書，後來又在貿工部、財政部和衛生部等多個關鍵部門歷練過，李智升的職業軌跡與法律緊密相連，高庭、總檢察署、衛生部和律政部都留下過他從事法律相關工作的身影，徐芳達的工作經歷涉及內政部、財政部、交通部及教育部等多個領域，還曾擔任過李光耀的首席私人秘書，陳振聲從政之前擔任過社會發展、青年及體育部代部長，後來成為貿工部長，如今又調任國防部長。

1 新加坡內閣年輕化的影響

創新能力的飛躍

年輕部長往往自帶創新思維和冒險精神的光環，他們的加入無疑能為新加坡政府增添源源不斷的活力。

黃循財在21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就曾表態，新內閣既匯聚了穩健且經驗豐富之人，也有新任和年輕的部長融入其中，新內閣規模相較於以往還有所擴大，而且大概在一兩年後還會進一步調整。

這種新老結合的巧妙配置，既像是給政策的連續性吃下一顆 「定心丸」，又為政府的創新能力注入了 「強心劑」。

數字治理能力的飛升

年輕一代部長對數位技術的熟悉程度和適應能力不容小覷，在新內閣中，楊莉明擔任通訊及新聞部長，英蘭妮則擔任總理公署部長兼財政部和國家發展部第二部長，這些職位都和數字化治理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新加坡政府本身也深知數字化的重要性，早在2024年7月就將通訊及新聞部更名為數字發展與信息部，這一更名舉措只是不僅僅換個名字而已，它背後折射出部門更廣泛的數碼業務範疇，以及在數碼時代所面臨的新機遇與新挑戰。

黃循財也明確表示，這一變化標誌著思維方式的重大轉變，意在對外發出強烈信號，並以此為契機大力推動新加坡的數字化工作進程。

代際溝通效能的蝶變

年輕部長天然地更容易與年輕一代民選建立起聯繫，實現順暢溝通，黃循財曾在2022年的一個廣播節目中分享過自己的趣事，比如他曾經瞞著媽媽在美國考取機車駕照，還在美國騎過機車，在中學選擇課外活動時，他雖然選了桌球，但實際上最常玩的體育項目卻是足球。

這些看似瑣碎的經歷，恰恰讓他更能洞察年輕一代的生活方式和內心訴求，年輕部長憑藉這些優勢，能夠更加精準地理解並回應年輕選民的訴求，進而增強政府的包容性和代表性，讓政府在年輕群體眼中更具親和力。

政策連續性的穩穩守護

雖然新內閣進行了近乎半數部門的 「換血」，但新加坡政府絕非進行一場莽撞的斷代式變革，而是有著有序過渡的周全考量。

黃循財也反覆提及，新內閣既保留了穩健且經驗豐富之人，又有新任和年輕的部長加入，新內閣規模略有擴充，後續一兩年大機率還會進一步調整。

這種新老有機結合的配置模式，完美地平衡了政策連續性和政府創新能力之間的關係。

新加坡政府深知，過度年輕化極有可能引發政策的不穩定和不連貫問題，所以在調整內閣之時，採取了精細平衡的策略，力求讓政策的車輪始終穩健前行，又不失創新活力。

2 新加坡精英培養機制的奧秘

新加坡政界精英的培養，是一項宏大而精密的系統工程，新加坡政府憑藉總統獎學金和SAF國防獎學金等項目，從中學階段起就開啟對未來領袖的挖掘與培養之旅。

總統獎學金無疑是新加坡學術獎學金里的 「天花板」，素有 「教育界奧斯卡」 的美譽。

自1966年首次頒發以來，每年僅拿出4—6個珍貴名額，申請者不僅要在劍橋高級水準考試（G.C.E "A" Level Exam）中取得出類拔萃的成績，還得具備卓越的領導能力和公共服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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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者通常會被送往牛津、劍橋、哈佛等世界頂尖學府深造，學歸來成後需在公共服務領域默默耕耘7—10年，總統獎學金得主的隊伍里，李顯龍、維文、陳振聲等如今都已成長為新加坡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

SAF國防獎學金則是致力於培養軍官和指揮官的選拔獎項，獲獎者在完成學業後，必須加入新加坡武裝部隊，為國家安全築牢人才儲備防線。

新加坡教育體系與政界精英培養之間的關聯也十分緊密，具體表現如下：

頂尖大學的精英人才孵化

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堪稱新加坡政界精英的搖籃，相關統計數據顯示，在新加坡政府各部門任職的擁有學位的官員中，約11%都是獎學金獲得者，而在法定委員會中這一比例更是攀升至約16%。

這些官員大多畢業於這兩所本土名校，或者藉助獎學金奔赴海外頂尖學府深造。

例如，李顯龍畢業於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哈佛大學，維文畢業於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和皇家愛丁堡外科醫學院，陳振聲畢業於新加坡國立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

專業能力與領導力齊驅並進的培養範式

新加坡教育體系獨闢蹊徑，既看重學術成績，又將領導能力和公共服務精神的培育置於重要地位。

總統獎學金的選拔標準就明確要求申請者必須展現出出眾的領導能力和服務精神，獲獎學生往往從小就在名校接受薰陶，並且要經歷層層面試的嚴格篩選。

以2024年總統獎學金的三位得主王禕寧、陳靖凱和卓恩宇為例，他們分別來自萊佛士書院、萊佛士書院和華中，都積極投身於大量志願服務活動。

海外教育閱歷的深度積累

新加坡政府不遺餘力地鼓勵精英人才前往海外頂尖大學深造，以此拓寬他們的國際視野。

總統獎學金和SAF國防獎學金的獲得者幾乎都會在高中畢業後奔赴英美等國的名校學習，完成學業後回國效力，巧妙地將國際經驗與本土知識相融合。

像黃循財坐擁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經濟學學士、密西根大學經濟學碩士和哈佛大學公共管理碩士等學位，李智升則有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律學士和牛津大學法律碩士，徐芳達更是擁有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電機工程與計算機科學學士及經濟學學士雙學位，以及阿德萊德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公共服務意識的萌芽早育

新加坡政府從中學階段就開始為學生播撒公共服務意識的種子。

例如，總統獎學金得主王禕寧從12歲起就開啟了志願服務之旅，陳靖凱積極參與多項志願服務活動包括參與民眾接見會，卓恩宇同樣熱心參與各項志願服務項目。

新加坡的精英教育體系恰似一部精密運轉的 「人才孵化器」，通過層層選拔、全球視野的深度浸潤以及公共服務精神的千錘百鍊，構建起支撐國家治理的堅實 「人才金字塔」。

正如黃循財總理所言，新加坡的未來關鍵就在於能否持續培育出兼具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的卓越領導者。

在全球治理遭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下，新加坡的實踐為我們提供了有力的證明：一個國家的競爭力說到底取決於其培養和運用人才的能力，而精英教育無疑是這場持久戰中極具戰略價值的核心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