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抬头看向马路对面,那里就是新加坡总统府的正门——The Istana,围墙洁白,岗亭立人,树冠如伞。光线从枝叶缝隙洒下,光与影的层次美得像一幅画。
这个地方,在殖民时期是英国总督的官邸,如今是新加坡国家元首的住所。而就在这片绿地的另一边,不过几百米的距离,是洗衣工们曾经蹲著搓衣服的地方。
权力与劳动、秩序与汗水,在这一小片看似平静的区域里,曾经真实地并存过。
再往前几步,就是Plaza Singapura,这个商场我之前来过几次,给我的感觉就是又旧又新的。
顺手查了查这个商场的历史,原来建于1974年的Plaza Singapura,是新加坡最早的一批大型综合商场之一,也是乌节路沿线首个与地铁无缝连接的商场。
难怪之前听新加坡朋友说,在他们的记忆里,这里是小时候逛百货、看电影、吃快餐的地方。
商场门口的雕塑充满了七八十年代的设计风格,外立面保留了部分原始结构。我沿着入口走进去,像走进一座“仍在营业的城市记忆博物馆”。
我想起不久前就在这里,偶遇李宁的快闪活动。拍照发IG(instagram,海外社交媒体)艾特品牌方,就送一件白色运动T恤。我发了条:“中国企业请猛猛出海吧。”当时心里想的是,还是咱中国企业出手大方,本地的零售要送礼都扣扣搜搜的,要注册要预约,没货了是常态。那天我没买任何东西,却意外收了一件衣服。
而现在,当我再次站在商场门前,意识到这片地方原来是过去洗衣工清洗衣物的地点,不禁觉得有些微妙:
过去的人在这里洗衣服,今天的品牌在这里送衣服。
从劳动的“洗”到品牌的“送”,时间在空间中完成了一次安静的折叠。
我继续走到了MacDonald House。这栋红砖楼比四周的玻璃大厦都更有存在感。它曾是东南亚地区第一栋有空调的商业大楼,但是更让它出名的是这里也曾是1965年爆炸事件的现场,是印马对抗的转折点之一。
门口有一块奠基石,我驻足拍了一张照。
楼里还有麦肯广告公司(McCann),曾经也是在我刚找工作的时候疯狂想进的4A广告公司,不过他们只愿意给我500块一个月,在我犹豫了一天之后他们又把offer给了别人。
我想进去看看,可惜整栋楼正在装修,大门封闭。
一个老地名,一座老建筑,一份未能靠近的工作——它们在这一刻,静静组成了一种“个体与城市”的擦肩而过。
最后,我又回到了 Dhoby Ghaut 地铁站。
在地铁通道的墙上,我看见了一整面巨幅壁画,名字就叫“DHOBY GHAUT”。画面里有扛着布包的洗衣工人,也有新加坡广场、总统府、国家档案馆,还有那栋我没能进去的MacDonald House。
这一切像是城市专门给路人布置的纪念碑,藏在你下班回家、赶车出门的脚步之间。画面里那个背着一包衣服的 Dhobi,成为地铁站最静默却最有力量的形象。
但我也看到另一种画面。
就在不远的站厅里,一个全息投影的初音未来正在唱《残酷天使》。她的声音高亢清亮,身边围了一圈年轻人,举着手机拍她、为她欢呼。她是另一种城市居民——不存在的人,也从未劳动,但被喜爱、被传播、被围观。
坐扶梯去乘地铁,还有一位“虚拟的登山者”——他正沿着吊桥跨越头顶天花板,像随时要坠落一样。我听人说,很多人第一次来,坐电梯升上来的时候抬头看见他,会被吓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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