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聽說Milo dinosaur還是在孫燕姿新加坡的演唱會上。

（圖片來自網絡）

蔡健雅錄了一段視頻，說自己很喜歡和孫燕姿一起喝Milo dinosaur。我當時心裡疑惑了一下，美祿恐龍？聽上去很有意思，改天得去試試。

演唱會像是一道隱秘入口，打開了我對南洋文化的諸多「彩蛋」的好奇和探索。

比如Milo。在新加坡生活久一點，去的kopitiam（當地的咖啡店）多了，我發現kopitiam的飲品，幾乎是一個三足鼎立的天下： Kopi（咖啡）系、Teh（茶）系和Milo系。

Kopi陣營代表實用主義，濃烈、提神，是上班族的清晨救星；

Teh陣營多了幾分輕柔，像是英殖民時期下的生活延伸；

而Milo陣營，就像是情感的中間地帶——冷熱皆宜，本地的大人小孩都能接受，它像是安全的選擇，也是一種「默認的溫柔」。

而更有趣的是，Milo並不滿足於在飲品菜單上做個「正常項」。它還常常「化身」為各種創意角色：Milo Dinosaur（在冰Milo上再堆一層Milo粉）、 「虎咬獅」（Milo+咖啡）。

這個綠色鐵罐子裡的粉末，像是得到了所有人的偏愛，大家對它的創作熱情很高漲，想像力也很豐富。

回想起來，我第一次被Milo+的「統治力」震撼，是在超市看到整整一排Milo貨架。

它不靠聲音、不靠促銷，而是靠一種令人無法忽視的綠色鋪陳。那是介於草地與軍裝之間的色調，不張揚，但極具力量感。

綠底包裝橫貫各類規格：瓶裝、袋裝、即溶、穀物混合，甚至還有Milo奧利奧，仿佛是一種低調卻壓倒性的視覺征服。

綠色，從來不是偶然的選擇。在品牌識別上，Milo 的綠色象徵著能量、自然、健康，也隱約與其「兒童營養」「體育精神」掛鉤。

它避開了紅色的激進與藍色的中立，選擇了更靠近熱帶環境、植物意象與學校操場的色系。這種色彩定位，使得 Milo 無論是在城市便利店，還是在鄉村雜貨鋪，都具備了極高的可識別性與文化穿透力。

更關鍵的是，這片綠色不只是顏色，它是一種信任的視覺提示。當你還沒決定喝什麼時，它已經用顏色提醒你：「我一直都在。」

走出超市，在馬來西亞的嘛嘛檔（Mamak stall），茶冰室和新加坡的小販中心裡，Milo的存在也是理所當然。不需要標明，就像水、電、Wi-Fi一樣，是「基礎設施」。

更有趣的是，它在語言上的「隱身術」。

我看到過新加坡作者何華寫的文章里說，因為Milo的罐子上總是印著踢足球的圖案，被福建話稱作「Tak Kiu」（踢球）。所以在kopitiam點一杯「踢球」，其實就是在點Milo。

（圖片來自milo官網）

這種語言的趣味性與飲品本身的親切感融合得天衣無縫，渾然天成。

於是Milo在新馬兩國是一種「國民飲料」的說法在我的生活里也逐漸展開了具象化的畫卷。

所以，有一個好奇在我心裡升起：為什麼Milo可以成為新馬兩地的國民性飲品呢？

十多年工作中經歷中時不時要做的市場調研的DNA在此刻動了起來。

Milo 最初並不是誕生於熱帶，也不是為赤道天氣調配的。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34年澳大利亞雪梨的皇家復活節展。當時，經濟大蕭條帶來普遍營養不良，雀巢旗下的化學工程師 Thomas Mayne 為了解決兒童熱量不足的問題，發明了這款含麥芽、可可與牛奶的粉狀飲料，並取名為「Milo Tonic Food」。

（圖片來自milo澳大利亞官網）

而「Milo」這個名字，源於古希臘奧運摔跤冠軍 Milo of Croton，象徵著健康與力量——而這種「強健身體」的隱喻，也深深嵌入了它此後近百年的品牌基因。

Milo的罐身始終印著運動員的身影：足球、田徑、羽毛球、籃球……它是「喝出來的勝利意象」。

新加坡首枚奧運金牌獲得者、游泳名將約瑟林也是美祿的愛好者，在多個訪問中坦言自己是Milo的忠實粉絲。

體育、民族自豪、品牌敘事，在一杯深棕色飲料里匯聚成溫熱的文化符號。

這款來自南半球的飲料，在1950年進入馬來亞市場，隨後於新加坡同步出現。最初，它以營養補充品的身份出現在學校與雜貨鋪里，很快便搭上了殖民地時期體育制度的順風車，成為校際比賽、社區運動日的「指定飲品」。

提起Milo的「從娃娃抓起」的策略，那就不能不提那輛綠色的Milo Van。

(圖片來自milo馬來西亞官網）

自1950年代起，雀巢公司便開始派出Milo車走進校園。車上配備了整套即溶設備，為孩子們派發一杯又一杯冰Milo。

（圖片出自@MILO Singapore YouTube視頻截圖，圖上的4輛MILO van出自不同年代）

這是很多新馬人的童年回憶，也是一次品牌與情感的深度綁定。這不僅是營養補給，更是一種象徵：它獎勵努力，也喚起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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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新馬兩地還是會時不時有Milo van走上街頭，無需多做宣傳，客流自然而然就會來。

(圖片來自@milosingapore的IG）

2017年，新加坡本地歌手向洋在《中國新歌聲》總決賽前夕放話：「如果我贏了，就租輛Milo Van請大家喝Milo。」

雖然他最終奪得亞軍，但雀巢仍在獅城大廈放出一輛Milo Van，派發了1萬5000杯美祿冰，一場關於飲品與夢想的互動在城市中悄然上演。

（圖片來自《聯合早報》）

我在小販中心點了一杯「虎咬獅」（Hor Ka Sai），名字酷得像武俠小說里的雙重內力組合。我以為它會是Milo Dinosaur的升級版，但——喝下去的那一刻，我整個人都震驚了。

太、甜、了。

甜到一種無法形容的地步，仿佛糖精與麥芽在舌頭上跳探戈，而我只是個不知所措的觀眾。

（第一次嘗虎咬獅的經歷不太愉悅，下次去太平——這道飲料發源地再去嘗嘗）

奇怪的是，明明前幾天我喝的Milo Dinosaur 明明也是甜的，但我從來沒覺得它「過分」。

也許是因為它的甜，有種「孩子氣」的合理感：你知道那堆乾粉是多餘的，但它帶來的快樂是加倍的。

而虎咬獅的甜，則像是失手倒多了的濃縮，來不及收場。

Milo很甜，也是我一直以來對它的刻板印象之一。

直到我在做調研的時候，發現2018年，新加坡當時的總統哈莉瑪在聽取雀巢彙報「少糖版Milo」（Milo Gao Siew Dai）時，向企業提出一個挑戰：「你們能不能做出完全無糖的Milo？」

這裡的Gao是厚的意思，Siew Dai是少糖的意思，在新加坡點咖啡的語言系統里有出現

這不是玩笑話。一年後，雀巢真的推出了「Milo Gao Kosong」（美祿濃、無糖）。這款飲料以牛奶和麥芽為主，不含蔗糖，蛋白質與鈣質含量更高，還獲得了「較健康選擇」標籤。

（圖片來自於《聯合早報》）

這不僅是一個國家元首的飲食建議被認真傾聽，更是品牌對時代健康趨勢的精準回應。

在東南亞，Milo之所以能成為「國民飲料」，我個人認為最重要的不是因為它的味道有多獨特，而是它始終站在了情感的交叉口。

它不只是賣一杯飲品，它賣的是一段童年記憶、一場校園回憶、一種「Tak Kiu」的方言趣味、一份來自Milo Van的集體溫暖感。

同時，它也能隨著不同國家的口味變化進行微調（Gao Siew Dai、Kosong），加上必不可少的用明星故事、體育精神、親子情節，去穩穩地建立與消費者之間的文化連結。

對正在出海東南亞的中國品牌來說，這或許就是最值得學習的一課：

真正有效的本地化，不是換個語言介面或廣告口音，而是深入理解「他們的童年是什麼」「他們的早餐喝什麼」「他們的詞語如何叫出一杯飲料」——用熟悉感去打通信任，用甜度調和差異。

Milo的成功不是奇蹟，而是一種深耕本地文化、不斷調整姿態的長期主義。它提醒我們，在陌生市場裡，最有力量的連接，往往來自最平凡的那一杯。

參考文獻：

響應總統提議 無糖美祿誕生（2018年6月20日，《聯合早報》）

向洋當美祿代言人 豐厚酬勞入袋（2017年4月27日，《聯合早報》）

何華：《美祿及F&N汽水》

https://www.milo.com.au/all-about-milo/history

https://www.milo.com.my/the-milo-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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