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兩年的抗疫戰線上,新加坡在國際上是挺有名的。
共存派的、清零派的,談起各自策略時,都會提到新加坡。
有時我們是模範生,有時我們是反面例子;我們的好壞優劣,都為各路人馬提供了「彈藥」,大夥各取所需,開展各自的口水戰。
新加坡疫情起起落落;三番幾次,眼看降伏了病毒,國際間掌聲剛剛響起,我們還來不及寫文章自我恭賀,病例突然飆升,我們迅即又得宣告淪陷。這麼戲劇性的疫情,自然帶來豐富的材料,讓論者大寫文章。
人家看得起我們,認為我們效率高、醫藥體系好、人民奉公守法(注釋:人民很乖)。
各地人士對我們好奇,想知道我們有什麼法寶,有什麼可以借鑑。反之,如果連新加坡都搞不定、擺不平,那就證明病毒真的厲害,而不是政府不厲害,防疫不成,非戰之罪也。
總括來說,新加坡近兩年的防疫戰,一直都是走走停停,有時勇敢有時謹慎,國際人士都看糊塗了,搞不清楚我們到底是厲害還是不厲害。
《紐約時報》上月一個標題很有代表性:
「他們(新加坡人)打了疫苗,有了重新開放的計劃,而今臨陣退縮。」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也說,新加坡是世界第一個宣布與病毒共存的國家,它的接種率是亞洲最高的,所以有條件率先逐步解禁。然而,它與以色列一樣,剛開放不久,防疫的堤壩就「坍塌」了。
它還說,與病毒共存必定困難重重,令決策人舉棋不定,但這些都是暫時的挫折,各國別無選擇,不可能永遠封城鎖國,那些堅持清零的極少數地方如中國和香港,最終還是得向現實低頭。
香港《大公報》今天一篇社論說,新加坡的疫情「十分嚇人」,說明開放的代價,而「香港沒有理由放棄對『清零』的追求,改而效法風險極高的對外國『關門』大開。」
中國媒體也急著解釋清零政策的正確,並且以新加坡為例說明「與疫共存」的危險。不過,從近日中國媒體的一些文章來看,中國似乎也在思考如何走向「共存」的道路。
一個筆名為「古原」的經濟學者在《財經》的網絡平台上寫道:
「在疫情初始階段,人們總是認為這是這個疫情是短期的,是幾個月,或是一兩年就會過去了,但殘酷的現實告訴我們,事情遠沒有那麼簡單。」
他指出,在中國,清零式防疫已經給經濟造成嚴重的傷害。一個結論是,封城式的防疫是時候逐步退出歷史舞台了,而應該考慮推出損失更小的控管手段。
新加坡與中國一樣,嚴謹的防疫措施對生計和經濟造成傷害,可是一旦尋求開放,病例立即飆升,每天都有死亡案例,又讓公眾感到十分難受。因此,無論是收緊,還是開放,都有受害者,民眾都會怨聲載道。
各國緊密地觀察我們,我們也很注意他國的情況,我們還鬥不過病毒,都還沒找到社會可以接受的「最佳止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