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事通說

關於新加坡原外交部長楊榮文二、三事

一個新加坡的華人，對中國有著濃濃的鄉情，對中華文化情有獨鍾，他就是 新加坡的「老」部長---楊榮文 。楊榮文的故事就是新加坡華人的一個縮影，在海峽兩岸劍拔弩張之際，我想，他的故事應該讓更多的華人都知道，「我們都有一個家，名字叫中華」。

新加坡「老」部長

功不可沒的華文化愛好者

楊榮文在新加坡軍界政界商界都赫赫有名，他1954年出生在新加坡，1976年畢業於劍橋大學，1985年獲得哈佛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

有23年的漫長政壇生涯，在1988年--2011年期間，他先在軍界，擔任過空軍參謀長及國防部聯合行動與策劃司長，獲得准將軍銜。後到政府部門，先後在新加坡財政部、外交部、新聞及藝術部 、衛生部、貿工部等部門任職，是一位資深的「老」部長。

他還出版過 《 榕樹下的沉思-楊榮文言論集》 ,是新加坡政治人物中少見的"儒將"，現任嘉里物流集團董事長。

一談到新加坡的華文化，楊榮文是功不可沒的。 在楊榮文的倡議下，一批華文化的歷史文物得以保存下來，如晚晴園；有的是在他的努力下得以興建，如中山公園；有的他還正在爭取恢復，如南洋大學學校名稱等。

作為一個祖籍廣東潮安縣華人， 他把對家鄉的熱愛延伸到在對華文化的熱愛上 ，充分體現了一個海外赤子綠葉對根的情意。

提議把晚晴園

定為國家文物

晚晴園原名「明珍廬」，潮州籍富商張永福買下後，供母親養老，將其改名為晚晴園。取自李商隱《晚晴》詩句中：「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園。」寓意母親晚年安逸、晚景常好。

辛亥革命時期，張永福把晚晴園給孫中山居住使用，孫中山數度來新加坡都住在這裡。孫中山、黃興、胡漢民、汪精衛等風雲人物都曾經在這裡商談如何推翻滿清政府。在辛亥革命歷史上，許多著名的戰役，如1907年的黃岡起義、鎮南關起義，1908年的河口起義等，事都是在晚晴園策劃的。

辛亥革命成功後，這裡人去樓空。後來張永福把它賣給了一位印度商人，印度商人也不住在那裡，導致晚晴園一度變得淒涼冷落。

1937年，李光前等人合資買下了晚晴園，並交給中國民國政府管理。 二戰爆發後，1942年新加坡淪陷，在日軍統治下，晚晴園被強令作為日軍的通訊營。

在和平後重建，晚晴園作為中國國民黨住新加坡支部辦公室至1951年為止，後來民國政府將晚晴園的房地契約交給了新加坡中華總商會。

在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倡議下，晚晴園進行了多次重修工程。 並且在新加坡、東南亞及世界各地收集有關的文物資料。

在晚晴園的庭院裡，也收集了一些雕塑作品，反映當時所處時代的面貌和特徵，其中包括了鴉片戰爭民族英雄林則徐的塑像、黃花崗的烈士塑像等。

另外，晚晴園也收集了一些紀錄新加坡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藝術作品，如銅鑄的《共同記憶之牆》，反映了20世紀初期，新加坡人的衣食住行等情況，也紀錄了二戰前後的抗戰、反侵略的血淚歷史。

楊榮文說，在此之前，中華總商會對是否保留晚晴園有兩派想法，一派認為應該把握其經濟價值，把老房子拆了，搞房地產開發，可以賺很多錢。

另一派認為這麼做等於背叛。爭取晚晴園作為國家古蹟，恰巧碰上對的時機，我們之前已經設立了二戰紀念碑、印度國民軍紀念牌和馬來抗日英雄紀念館。因此楊榮文向內閣提呈將晚晴園列入國家古蹟的時候，已不成問題。當政府決定把晚晴園列為國家古蹟，這場爭論就結束了。

楊榮文認為，晚晴園是孫中山等革命前輩領導辛亥革命的海外基地之一，是見證新加坡人和中華總商會支持中國革命的歷史見證地。新加坡是一個島國，文化和地域範圍小，文化沉澱和底蘊不深。

孫中山等革命先輩在晚晴園的活動在新加坡的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這段歷史見證了華人與中國之間血肉相連的感情。 重建晚晴園，將這段歷史詳實地紀錄下來，必然成為新加坡文化史，特別是華人文化史上一個重大事件。

為紀念孫中山早期活動

促成建設中山公園

新加坡中山公園坐落在馬里士他路， 它的建立也是楊榮文努力爭取的結果 。

孫中山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紀念他的地名，在中國有城市為紀念孫中山而改名，如廣東省中山市。江蘇省南京市著名的中山陵，也是以孫中山名字命名的。以孫中山名字命名的馬路、公園等更是數不勝數，中國的很多城市都有中山公園、中山路。但是 孫中山早期活動的新加坡 ，卻沒有用孫中山名字命名的公園，這確實是一個遺憾。

在 楊榮想保留晚晴園為國家古蹟時候，他就有在新加坡也建設一個孫中山公園的想法，於是他就留心晚晴園附近的地塊，看看能否有一塊地合適建設公園，後來他發現附近有一塊地皮很合適建公園。

楊榮文說：「 那不是一塊普通的地，而是有歷史厚重感的地標 。多年來那裡的榕樹下有小溪流過，當年孫中山到晚晴園途中可能就經過那裡。所以這座公園不僅要回顧這段步履，也是為了紀念他一步一腳印爭取到革命成功所經歷的種種磨難。

因此我還建議設計團隊，把講述孫中山八次（一說九次）來新的牌子鑲嵌在地上，這些牌子就好像通往目的地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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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0月，楊榮文第一次參觀晚晴園，當時的同伴還有中華總商會前會長陳共存，楊榮文對陳共存說，為了準備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慶，晚晴園要好好整修一番。 當時也有在附近也建設一個孫中山公園的想法。

楊榮文說：「那時我還不曉得是否能爭取到建立中山公園的土地，但我們的願望最後還是實現了，市區重建局很重視我的建議，他們原來準備在那裡建廉價酒店，我當時覺得那怎麼行，最後他們接受了我的提議，改變了馬里士他路的發展總藍圖。」把這塊地皮原來的規劃，終於把它用於建設中山公園。

楊榮 文1990年任新聞及藝術部長，1999年轉任貿工部長，後來又轉任外交部長，但是他一直心系這個項目，在建設過程中，他還積極提供設計上的建議。

在他的關心下，中山公園得以建成，這才 使新加坡有一座紀念孫中山的公園 。現在成為新加坡紀念孫中山的又一個景點，建成後公園與晚晴園交相輝映。

為保留新加坡歷史完整性

期望南洋大學復名

新加坡南洋大學雖然被關閉了30多年了，但是在很多人的心中她並沒有「關閉」，他們總在盼望著，有朝一日南洋大學還能「回來」，這種希望從來沒有停止過。 楊榮文就說過： 「南洋大學對於新加坡的歷史很重要,我相信假以時日南大將能夠獲得復名。 」

南洋大學一直沒有能夠復名，對楊榮文來說，始終是一個遺憾，因為 他曾經答應過新加坡「國寶級」詩人、書法家潘受，儘量爭取做到南大復名 。

潘受（1911.1.26—1999.2.23），原名潘國渠，福建南安人，生於1911年1月26日。 1930年19歲南渡新加坡，初任《叻報》編輯，1953年參加籌辦南洋大學，任南大執行委員會委員。

1955年南大校長林語堂離校，出任大學秘書長，渡過一段沒有校長主持校務的最艱苦的4年，直至1959年第一批437名學生畢業，才辭去職務。

說起潘受，很多新加坡年輕人可能不太熟悉，《聯合早報》大家都知道，報名的題詞就是他的手筆。他精研書法，早年師法顏真卿、虞世南，後轉習魏碑，於楷書、行書有很深的造詣，最後自成一家。多次獲得新加坡及國際大獎。

他的書法廣受各界喜愛與尊崇，除東南亞各地外，在中國山東曲阜孔廟、西安碑林、武漢黃鶴樓等地都可看到的墨寶。 1995年，新加坡政府為肯定潘受的對國家文化與教育的卓越貢獻，正式宣布他為「國寶」。

1998年，潘受得知南洋理工大學將授以名譽文學博士之時，特地請見新聞及藝術部長楊榮文，潘受向楊榮文表示， 他最為「難受」的是就是對南洋大學的更名 ，他說不能肯定自己是否應該接受南洋理工大學這項榮譽，因為他的貢獻是在「南洋大學」，而非「南洋理工大學」。

楊部長認為南大精神仍然活在南洋理工大學校園裡，鼓勵他接受。在頒授典禮中，潘受主張恢復「南洋大學」校名，可見他對南大感情的深厚。潘受的呼籲，獲得東南亞華人社會熱烈反響。

楊榮文感慨地回憶說：「當初南洋理工大學要頒發榮譽博士給潘受，他悲從中來，找到我對我泣訴『我畢生奉獻給南洋大學，我和南洋理工大學一點關係也沒有，我怎能接受南洋理工大學給我的榮譽博士呢？』當時我勸他說，歷史自有答案，他問『何時？』我回答，『有些事不能操之過急，不能強求。』

有些提倡南大復名的人，並不完全了解當時存在的其他考量，如果你急於求成，沒有照顧到一些人的感受和顧慮，必然無法成事。我盼望南大復名有朝一日能夠成功。

身為英校畢業生的楊榮文和南大並沒有直接淵源，他純粹從歷史角度來看待這段過去。在他心目中，無論是南大、晚晴園，甚至是男人剪辮子、女人「脫」小鞋，廢除多妻制、婦女地位的提高、現代教育的普及等等，都可以追溯到中國辛亥革命以來帶來的種種變化。南大的出現也絕非偶然，也是辛亥革命以來整體社會變化重視現代教育的一部分。

楊榮文說：「 只要在新加坡發生的，都可以視為本地歷史的一部分。我們要了解新加坡的歷史，不可能拋開南大 。在我的倡議和支持下，一步步把南大牌坊、行政樓等地方列為文物。 但是這個過程相當長，因為歷史畢竟存在許多支流，有時只有等待支流合併，人們放下內心的包袱，才能完成一些事情。」

當時，就連南洋理工大學怎麼簡稱都引發一場爭辯，有些人怕仍然用「南大」和老「南大」分不清，建議新大學簡稱改為「理大」。 也有人從另一個角度反對新大學簡稱改為「南大」，他們說，母親已經死了，你何必舊事重提。

楊榮文說，經過一番討論後，我們保住了新大學仍然用「南大」的簡稱。這時又有人得寸進尺，在校慶時進一步提出：學校全名改為「南洋大學」，又引發了另一場爭辯，意見也統一不了，能否復名唯有以後再說了。

楊榮文認為， 南洋大學對新加坡的歷史很重要 ，這是中國以外建立的第一所中文大學，你必須承認這個歷史事實。它的創辦是基於文化傳承的決心，不但在華商和宗鄉團體中引起共鳴，也得到許多老百姓如三輪車夫等等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支持。

楊榮文說，當然，南洋大學是否復名，必定要經歷一番爭辯，不少人支持，但也有不少人反對。但我相信，最終南大能夠獲得復名，只是時間問題。

對家鄉潮州感情深厚

對華文化一往情深

楊榮文對家鄉潮州也感情深厚。 他說，我祖父1937年去世，我父親回潮州奔喪。根據習俗，戴孝者要在百日內結婚，否則要守孝3年後才能結婚。於是21歲的父親與18歲的母親結婚。一個月後，七七事變爆發，兩人匆匆忙忙趕回南洋，這一走，一直等到41年後，1978年才回潮州。

楊榮文說，我父親雖然也是英校生，但他對身為華人而深感驕傲。我母親對家庭有強烈的責任感，經常給潮州家鄉親戚寄錢寄物，上世紀五十年代，家鄉生活困難，我們經常給家鄉寄東西，如手錶食品等等，甚至把豬油藏在用過的煤油桶里寄回去，楊榮文小時候每個月都到中國銀行，幫助媽媽匯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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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看到銀行里有很多宣傳材料，每次我都拿回來一些收藏起來。南京長江大橋通車時，有一個雙面封的紀念卡，我也把它拿回來留作紀念。

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我母親在離別家鄉多年後再次踏上家鄉的土地，看到雙親時跪倒在地。 母親1991年去世後，楊榮文後來帶著他的3個孩子多次回到潮州。 家鄉的親情讓楊榮文從小就沉浸在濃濃的華族文化中。

對歷史的認識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了解歷史，你的思維就會變得很狹隘 ，也許會覺得生活在一個小地方，外面的一切都大的讓你難以承受。

楊榮文說，新加坡華族的年輕一代，對中國近代史不是很清楚。我記得我在貿工部的時候，一些官員對中國一竅不通，山西和陝西分不清，湖南和湖北分不清，糟透了。因此我邀請一些教授來，每個月來給我們上一次中國歷史的課，並且介紹一些有關中國的情況。

現在新加坡的官員對中國的認識都比較深入了，楊榮文說，我對歷史有很濃烈的興趣，對中國歷史，在高中就感興趣，後來到了劍橋後也看了很多歷史書籍。我看問題總是把它放在歷史長河中考量。

2011年，楊榮文淡出政壇後，他並不視為個人一生中最大的遺憾。他帶有一絲禪味地說：「坦白說，我有一點中國的道家思想，所以我傾向於自我脫離 。」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心依著你；不要問我到哪裡去，我的情牽著你。我是你的一片綠葉，我的根在你的土地...」

總結

楊榮文對華文化的情結，正是來源於對華文化的熱愛、對家鄉的深情，這種情意，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是割不斷的，時間越久，情意越深！

看到維護和發揚新加坡華文化的楊榮文部長，通心粉們有什麼想法呢？

作者:田柏強，英文：Tian bai qiang，原中國安徽工人日報高級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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