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有受害者,为了让更多受害人挺身而出,愿意解除媒体禁制令,公开自己的身份。 譬如,英国顶尖大学留学生蔡义晋(音译,Chua Yi Jin Colin)在三年内偷拍至少11名女性朋友冲凉和如厕。
由于受害人都是被告的朋友和同学,法庭一开始为了保护受害者,发出了媒体禁制令,勒令所有人不得公开任何可能泄露受害人身份的资料,包括这名被告的身份。
其中一名女子怀疑自己也是受害人,找上了本案的受害人来确认。但因为有禁制令,受害者只能三缄其口。
该名受害人说: “我假装不知道,并建议她如果真的觉得自己可能是受害者,就去找警察或寻求专业帮助。这件事让我感到很内疚。”
另一名受害者说,当她看到被告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与女性朋友的合照时,她很担心她们却无法提醒她们。
换句话说,禁制令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受害者伸出援手去帮助或提醒其他受害人。
该案件的11名受害者于是一致同意解除被告身份的禁令。法官最终批准撤销媒体禁令,被告的身份才得以曝光。
但,这在法庭案件中属于非常罕见的例子。
陈锦海说,为了让更多受害者站出来,就需要公开被告人的身份,但同时又要保护受害者,真的很难平衡两者。
在决定是否撤销媒体禁制令时,控方和法官必须评估案件是否可能有其他受害者。
他总结说, “关于媒体禁制令的争论永远不会有结论,因为禁制令和‘公开的正义’法律原则有冲突。法庭程序应该是透明的。不法分子应该被点名,不仅因为我们想羞辱他们,还因为我们不想被他们伤害。”
“每当禁制令被发布时,总有人怀疑是阴谋论或掩盖事实。如果报道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情,但关键细节却没有公开,就会有人对司法体系感到不满。尤其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信息流动如此迅速。”
“媒体禁制令就像强效药物。它们是必要的,但必须小剂量使用。否则,会产生令人不快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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