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缘巧合成为了主播，还经历了新世界酒店倒塌和圣淘沙缆车事件

2022-09-14 于晏 27316

编者按：1980年电视是个殿堂级的领域，只有少数精英能进入。作者在大学休假时无意中入行，并经历了很多历史性事件。

本文出自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回望加利谷山》一书。

·梁建德Kenneth Liang

我年轻的时候，曾想过播报新闻应该是件挺好玩的工作。当我去新加坡电视机构（TCS）参加一项播音面试时，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有一把洪亮男低音的Steven Lee。我很惊讶他是一位和气友善又不停地抽烟的瘦削男人。那时我想，这个人的样子和我想像中那一把磁性声音的主人相差太远了。

我通过了试音，并向另一位广播界的名人林泰记（Norman Lim）学习。那时林还有一头乌黑的头发，他的样子和声音很相配，不高的个子和蔼可亲配一把温暖从容的声音。在他的指导之下，我开始播报较迟的晚间电台新闻，因为这个时间听众比较少，被人投诉读错外国领袖名字的机会也比较小。

以上片段发生在1980年。那年因我父亲刚做了心脏手术，我暂停了在美国纽约的大学课程，回来陪他。渐渐地我进展到播报黄金时段电台新闻。当时，电视是个殿堂级的领域，只有少数精英能进入。不过，由于新闻室同时提供新闻给电台和电视台，我因此有机会跟那些少数的精英交谈。其中一人是Veronica Leng，她是当时最亮眼的英语新闻播报员。Veronica 是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加入电视台，她的英国口音在当时为她的出镜加分不少。

这时，我在康奈尔大学的课程只剩下最后一个学期，我正在考虑毕业后要干什么。我原本是修读经济，但读了三个学期之后转读中国历史，因为中国历史的讲师们更吸引人。这个转变说起来很好笑，因为对圣安德烈中学的华文老师谢女士来说，我是一个华文无可药救的学生。她曾经用她那纤细又布满皱纹的手，拿着四把12英寸的尺，一边打我的手臂，一边唠叨着她的无助和我的无望。华文于我就像油和水，两者互不相容。但是到了大学，一切都不一样了。我修读华语会话，拼音华语，还向台湾老师学福建话，这些课我都很喜欢。他们的教学方法跟新加坡的截然不同。

我告诉TCS 的监制吴元秀（Goh Guan Siew）我可能会加入电视台。当时元秀是电视台娱乐节目处处长女强人刘芸娘（Maureen Liew）的副手。刘芸娘活泼，精于打扮，是个所有热情的洋人心目中的梦中情人。可以这么说，她是后来的“纱笼舞会女郎”（Sarong Party girl）的祖师爷，但她高级得多了。刘芸娘后来真的嫁了个洋人并离开新加坡。元秀给了我一份申请表格，我填了。就在我要回去纽约之前，我收到了一份合约。接着，在新闻室碰见Veronica Leng 时我随口告诉她我刚刚跟TCS 签了合约。

我到达纽约几天之后，接到 Veronica 的好朋友龙美莲（Loong May Lin）的一通电话。龙美莲在新闻时事处的地位跟元秀在娱乐节目处一样，都是处长手下的一把手。龙美莲说她在新闻时事处给我安排了一份工作。我考虑了几天，觉得自己可能更适合严肃性的节目，因此决定转去新闻时事处。

加入新加坡广播局新闻和时事处

我成功的拿到我的中国历史荣誉学位回到新加坡时，很幸运的已经有一份工作在等着我。我去见当时的副总经理黄李淑珍，一位雍容优雅，总是身着合适旗袍的的女士，她和蔼可亲同时超级聪明。我相信黄李淑珍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不管传言是真是假，我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曾在没有提词机的帮助之下毫无瑕疵地播报电视新闻。黄李淑珍亲切地称她的男职员们为“我的男孩们”，这让我们觉得很窝心。黄李淑珍也是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在建国初期的得力助手，她跟随李光耀先生到处去，报导他的每一次演讲。黄李淑珍身材瘦小，却要背上一个叫做 Nagra 的又重又大的标准录音机。她全心全意忠心耿耿地为李光耀先生工作，其他电视台的高级成员也都一样。

80年代电视台培训中心主管Paul Seow (左一)、

梁建德和时任通讯及新闻部长杨林丰博士在一次聚会上交谈。

星期五汇报

我进入当时刚改名为新加坡广播局（SBC）的时事处，职位是新闻主播，主持第一个时事周刊《星期五汇报》（Friday Background）。这个节目自1981年3月启播之后连续播出了7、8年。三年之后，华语的《焦点三十分》和马来语的《深入调查》（Tinjauan）也启播了。作为主播，我有幸和三位女主持搭档，她们是龙美莲（Loong May Lin），Pearl Sim 和我最喜欢的王春蕙（Wee Soon Hui）。《星期五汇报》的主编是龙美莲，她精明能干，穿着时髦，在时事处的走廊翩然而过时总会引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