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是问题少年的我，如何逆袭成为新加坡广播局的公务员”

2022-10-08 于晏 33041

编者按：

将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新加坡电视事业，作者洪荣狄原是问题少年，最终一步步成为了新加坡广播剧的高级公务员。

本文出自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回望加利谷山》一书。

1983年年底，我进入SBC；2006年年底，我离开 Mediacorp。SBC 和 Medi- acorp 都是同个机构，即新加坡电视台，位处幽静的加利谷山。23年过去，变化是永恒。从SBC 到 TCS 到 Mediacorp，电视台换了三个名字；当年“上山” 时，我还是个刚出茅庐的小子，而今披半头白发，下山了。

我是个没什么长处的人，读书成绩很烂，运动、音乐什么的也不行，所幸老天给我开了一扇小窗，赋予我胡思乱想和写作的能力。我从少年时代开始，就醉心写小说，心想如果能以写作安身立命，那就太棒了。1983年初，我看到电视台开办第一届职业编剧训练班的广告，开心不已，岂能错过良机。经过笔试后，我成为班上一员。当时电视台从香港请来一批以梁立人先生为首的电视人，计划制作有本土色彩的华语电视剧。半年后，我踏上加利谷山，开始了我的编剧之路。

作者（前排右二）是SBC 1983年第一届编剧班学员。

第二排：左四欧玉盛、左五当时戏剧处处长冯仲汉、左六梁立人。

我何其幸运，能梦想成真。这要感谢当时以郑东发先生为首的电视台管理层。那时的SBC（新加坡广播局）是法定机构，员工属“公务员”，有一套聘请员工的准则。编剧这职位本须有大学文凭才能担任，但管理层却决定让非大学毕业的我和另外几名学员加入戏剧处。我心怀感恩，立定决心要写好剧本，不负老天的眷顾。那时戏剧处刚成立，一切从无到有。拍摄一部电视剧，牵涉很广，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布景、灯光、道具、服饰、化妆、音效……等等，繁琐复杂。梁立人先生从香港带来一支专业团队，创作由他亲自领军，制作由江龙负责，底下有编剧、监制、导演、剪辑、资料搜集等各方人马，他们都有实战的经验，本地人则大多从培训开始，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戏还是一场一场，一集一集地拍出来了。我还记得《雾锁南洋》的首映发布会上，观众看完第一集后，掌声雷动，大家都激动不已，有人还眼眶含泪，那一幕我至今难忘。

本地剧初试啼声，观众有批评，有指教，也给予肯定和支持，这让制作得以持续，题材也更为广泛，有时装、古装、武侠、科幻、怀旧……。电视台小山坡上的一片空地，搭起了古装和早年新加坡街道的场景，穿着古装和旧时代衣服的演员和临演穿梭于街道上，让人有走进时光隧道的感觉。我还记得拍摄《荒原》这部电视剧时，满载黄沙的罗厘车一辆辆开来，把整条街道都铺上黄沙，以制造中国北方沙尘滚滚的画面，可见当时制作的认真。因制作量的增加，电视台的街景不足应用，大士影视城在上世纪90年代应运而生。这个影视城的面积有4个足球场大，容纳了更多的景观，有四、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建筑，旧电影院、火车站、教堂、警察局、马来村等。电视台的街景后来被火神吞噬，变成一片废墟，大士影视城也在进入2000年后关闭，如今回想，不胜唏嘘！

我在戏剧处从助理编剧开始，再成为正式编剧。《阳光蜜糖》《少年英雄》和《铁蝴蝶》等剧都有我的一分心血。我和创作组的伙伴们，充满热忱，全情投入，常常三更半夜仍留在办公室埋头写剧本，听见保安的脚步声响起，忙熄灯屏息，免得被赶回家。每当新剧首映，看见文字化成画面，总是激动莫名。街景、片场，成了我们最喜欢流连的地方。

当了两年编剧后，我被擢升为编审，工作是协助“故事人”（带领一组编剧进行创作的领头人）“度桥”（广东话，意指“想”、“创作”）故事、审改编剧的剧本。《调色板》《芝麻绿豆》《铁警雄风》和《浮沉》等剧，都由我负责编审工作。当时的“故事人”以香港人为主，有江龙、赵志坚、程洁茵、王启基等，我记忆最深的是江龙。他是演员出身，又是名导演，说起故事时“七情上面”，活灵活现，他或“化身”不同角色，投入剧情中，或“抽身”为一名导演，设计镜头、掌控气氛。他说戏的时候，角色、画面仿佛就在眼前。江龙让我深深体会要成为一名成功的故事人，一定要先爱上自己创作的故事、设计的角色，并要掌控“讲故事”的技巧，从而让观众深陷其中，不可自拔。一部故事人本身都不投入的电视剧，是无法吸引观众，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后来，我成为了“故事人”，都以此为戒。

看戏容易写戏难，剧本创作从无到有，构思一部长20、30集的电视剧耗时耗力，非想像中简单。首先，你的构思、意念得先经过“委员会”这关。“委员会”由总裁和各部门主管组成，我们当时称“上故事”有如打“十八铜人巷”。身为主创的“故事人”，你得在十多双眼睛的注视下，鼓其如簧之舌，让头头们被你的故事给打动。有时上头一句“故事不吸引人”，“老套、没新意”，你就会像斗败的公鸡般走出会议室。故事通过了，还得把它写成剧本，然后，要跟监制、导演、演员沟通，有时为了一场戏，编剧和导演会争得面红耳赤，剧本三易其稿是司空见惯的事，创作人员的辛苦和“委屈”非外人所能了解。可以说，每部电视剧都是故事人、编剧呕心沥血而来的。真正的考验是在戏播出后，收视率和观众的口碑是评定一部剧成功与否的标准。每天收视成绩出炉时，是大家最紧张的时候。“放榜”的布告栏前，有欢声，也有泪水。戏收视好是要庆祝的。如果你在电视台的餐厅看见戏剧处的同事围坐一起，欢声笑语中吃着煮炒档叫来的美食，那一定是某部电视剧“收视长红”了。

戏一集集的写，剧一部部的“出街”，“阿哥”、“阿姐”一个个的冒出头来，我们这些默默耕耘的创作人，头发也日复一日地变白了。

1996年是我创作生涯中重要的一年。那时，我已经当了几年故事人，创作了《雌雄大盗》和《真心男儿》等剧，累积了一定的经验。我决定改变创作方向，写一部以牛车水“豆腐街”为背景的戏，剧名就叫《豆腐街》。我还记得这创作计划提呈后，当时的总裁李焯尧先生很感兴趣，很快就同意开拍。这剧“小刀锯大树”，不只取得很好的收视率和口碑，更打败多部大制作，夺下当年“红星大奖”的最佳电视剧奖项。这部剧让我的创作能力得到肯定，上层开始把重点剧交给我负责。次年，以二战时期为背景的《和平的代价》再次得到肯定，获得“红星大奖”和“亚洲电视大奖”的最佳电视剧奖项。两年后，另一部重点剧《出路》也在收视和口碑中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