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外交官比拉哈里在《海峽時報》的一篇評論，分析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經常提及的「中國夢」，以及新加坡人為什麼應該關注它。
有趣的是，這篇文章刊登出來時，另一名老大使許通美教授立即在他的臉書上稱讚文章最後的三段。
許通美教授看起來與比拉哈里同聲同氣，他認為當年中國總理周恩來很明智地鼓勵海外華僑效忠於他們的所在國，而中國現任領導人習近平和李克強已經乖離原來的政策，呼籲海外華僑華人不論身處何地，都應該支持他們的祖國。這引起大批新加坡人在許通美教授的臉書上回應，反響熱烈。不過，這些都是英文留言。
紅螞蟻在此節譯比拉哈里的文章，供蟻粉思考。
關於「中國夢」 中國夢的核心，在於恢復中國在工業革命和鴉片戰爭之前所享有的世界地位（無論是實際或想像）。
作為一種論述，中國夢是個強有力的概念，因為即使人們再怎麼爭論其細節，它大致上還是屬實的。中國再次崛起，在本區域乃至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無論在經濟或地緣政治上都無可否認。習近平心目中的「中國夢」，不只要引起中國共產黨（簡稱中共）支持者和中國人民的共鳴，更要引起「中華兒女」的共鳴。
當習近平說「中華兒女」時，他就利用了「中華」一詞的各種意義所產生的模稜兩可，從民族角度（而不只是國籍）要求華族人士效忠於他心目中的「中國夢」。實際上，這等於聲稱，「中華兒女」都應該從中國的利益出發，來考慮自身的利益，至少在中國關注的課題上應當如此。
這個論述在中國獲得大多數中國公民認同（至少獲得漢族公民認同）。在海外，它也因為華人的民族情結而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共鳴，包括部分新加坡人。
但是，「中華兒女」肯定不接受習近平的中國夢所安排給他們的角色，尤其是許多香港人，和幾乎所有台灣人。這個角色，有時也讓東南亞華人招致當地人的反感，因為華人在東南亞不一定是最受歡迎的少數民族。
中國夢基本上是一種恢復失地主義（revanchist）的論述。但這裡要「恢復」的不只是實質、具體的，例如土地，而很可能是在更基本、深刻的層面上，中國認為其一度在國際上所享有的地位所賦予的尊重和身份認同。
這種恢復失地以及族裔民族主義的論述，暗喻中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前半部的遭遇，都是異常的，因此中國的「復興」，乃至「中國夢」，不過是恢復自然秩序。清華大學教授閻學通甚至在一篇英文論文中聲稱：「中國的崛起是自然的（The rise of China is granted by nature）。」
這個論述，支撐了中國在東海和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這些聲索以補償歷史上的不公以及重建自然秩序為名，因此不是外交途徑或法律裁決所能夠解決的。
受縛於「中國夢」論述 中國夢的論述，也為中國在校正錯誤時帶來政治風險。我不想誇大其詞，但中共既主導這個論述，也受縛於它；在使用這個論述的同時，也畏懼它。
這個恢復失地以及族裔民族主義（revanchist-ethnonationalist）的論述，充斥著強烈的特權感：你就是欠了我的，因為我遭受過侮辱！
這種特權感，也是該論述背後的動力。
因此，若不以強勢的作風索討對方虧欠的，或以強硬手段取回本來就屬於自己的，就可能會被視為懦弱的表現，並在中國人民心中引發尷尬的疑問。畢竟，東西既然是自己的，為什麼不堅持索回呢？
中國人民可以批評其他國家愚蠢或固執地想阻止中國實現中國夢，也不難批評中共在應對反對中國夢的勢力的時候不夠強硬。這可能導致中共採取一些它本來不太願意採取的措施，尤其是在台灣方面。
一個大國過度強勢的行為所引起的關注，不是單憑貿易與投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花言巧語、亞洲的問題由亞洲人解決、或是平淡的口號和空洞的計劃所能消弭。
中國的歷史經驗和政治文化意味著，其「共同體」的概念包括了明確的階級元素，而中國就位於其頂峰。對中國來說，沒有階級的秩序這個概念並不存在。在這個階級中，亞洲人的地位並不平等，甚至華族之間都有區分：有些人是官，其他的只是遺棄祖國的農民的後代，雖然偶爾可能有用處，但不完全平等。
習近平要求官員努力為中國塑造可愛、可信和可敬的形象，並擴大中國的「朋友圈」。在我看來，這似乎在默認中國外交並沒有太成功。但希望在二十大之後看到更深刻改變的人士，就不應該抱著太大的期望。
對新加坡的威脅 新加坡是大中華區之外唯一以華人為多數的主權國家。「中華兒女」應該支持中國夢對新加坡來說，構成了一個嚴重，甚至攸關生存的威脅。
相比之下，其他針對本地少數群體的海外論述，無論是關乎宗教價值觀、或是同性戀、雙性戀與跨性別者（LGBT）相關的世俗態度，對新加坡構成的危險反而較小，因為它們不會攻擊到我國組織社會的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