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冠病逝世的麦波申好医生　生前是这户斯里兰卡家庭的大恩人

蚁粉过去几天，应该都听说了麦波申有一名好医生袁泉芳（Raymond Yuen）因冠病并发症逝世的消息，感到非常惋惜。

袁泉芳得年65岁，他生前并没有其他已知病症，曾通过特别采用程序（SAR）接种了一剂非信使核糖核酸（mRNA）冠病疫苗。卫生部也指，没证据显示他是被患者传染冠病。这相信是本地首位因冠病而过世的医生。

袁泉芳医生。（海峡时报)袁医生原籍香港，1990年移民到新加坡，后来成为本地公民。他行医超过30年，生前在循环路第51座的和撒那医疗中心（Hosanna Medical Centre）行医。

他是麦波申区居民心目中的“仁医”。由于该区有不少年长和弱势居民，袁医生经常把诊费维持在低价，以鼓励更多有需要的弱势群体能及时求医。因此，常到他诊所求医的居民，后来都与他成为朋友。

麦波申区议员陈佩玲得知他过世的消息，也在面簿贴文说：

“他对社区的仁慈和善心让很多人感动。”

袁医生除了医德高尚，也是一名“绝种”的好人。

袁泉芳和妻女，在2003年聘请了一名斯里兰卡女佣素姬娃（音译，Kariyakaranage Sujeewa Manu Thilankani），一直待她如家人。除了给予女佣属于自己的睡房、房里还配有电视机、播放器、手机等，也让她做完家务后自由看电视、使用电脑、和朋友聊天或在房间里读圣经。

2004年，女佣位于家乡的房子和她女儿的学校都被大海啸冲走，家人成了难民寄住在庙宇里。

袁泉芳得知事情后，买机票让她当时只有11岁的女儿莎丽卡（Shalika Wijaya Hewage）飞到本地，并为她申请学生证以及找学校，最终让她成功到嘉诺撒仁爱会小学（Canossa Convent School）念书。这还不止，袁医生还帮莎丽卡支付学费直到她N水准课程结束。

此外，袁泉芳也出钱租了一年的房子，让女佣还在家乡的父母和丈夫有地方可住，当时他们因为需要重建房子无家可归。

袁泉芳的妻子则帮忙辅导女佣女儿的英语和功课，让她能尽快融入本地的学习环境，追上学习进度。

为了让女佣的女儿能住得比较靠近学校，袁医生甚至让女佣母女俩搬进诊所楼上的四房式房子。莎丽卡如今已经27岁，成了新加坡公民，也结婚生了两个小孩，一家人依然住在那间房子里。 

2007年，袁泉芳鼓励女佣素姬娃继续学习进修。他出钱让素姬娃考获工艺教育学院（ITE）的门诊医疗保健证书，还完成了职总恒习（NTUC LearningHub）的药房助理课程。

女佣素姬娃考获得的医学证书。（Kariyakaranage Sujeewa Manu Thilankani提供）素姬娃接受《今日报》采访时说：

“当我完成第一个课程后，袁医生就为我找了另一门课程，让我能到他的诊所工作。”

“他们一家真的非常非常好。他们告诉我，你需要学习，建立属于你的未来，我们会帮助你。我也觉得这样的安排对我更好，所以我听了他们的话。”

袁泉芳看着女佣需同时兼顾学习和做家务，非常吃力，于是再请一名女佣协助她做家务，让她有更多的时间进修。

后来，素姬娃成功申请到“S准证”，得以在袁泉芳诊所做全职工，直至袁泉芳离世。素姬娃的女儿以及女婿也在袁泉芳的诊所工作。

素姬娃和袁泉芳在香港参加医学研讨会。（Kariyakaranage Sujeewa Manu Thilankani提供）2012年，为了让女佣一家团聚，袁泉芳也想尽办法让女佣的丈夫来新，还自费让对方学习专业的瑞典式按摩，让他在本地中医诊所工作赚钱。

素姬娃说，不过他的心离不开斯里兰卡，没有完成学业就返回了家乡。

素姬娃如今已经51岁了，是本地永久居民。她目前和侄女住在东部的一套公寓里。她说，这是袁医生和他的家人给她买的，尽管房子不在她的名下。

有公众在袁泉芳的诊所前留下一束鲜花。（联合晚报）袁医生已经离世了好几天，素姬娃仍然无法相信他已经永远离开了。

袁泉芳上周一（10月4日）确诊冠病后，素姬娃也在8日确诊。她的女儿、5岁的孙女和3岁的孙子随后也确诊。

素姬娃说：

“上周二（10月5日），袁医生到家庭诊所领取药物后，就开始独自在家隔离。隔天，我送食物到他家门外，但他因为没有胃口，没有吃东西。周四，我再给他送了些果汁，他说他很累，我猜他只喝了一杯。”

周四那天，素姬娃视讯袁医生，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

“当我和他说话时，就觉得他看上去有些困惑，似乎记不起事情。于是我问他，先生，你还记得我的手机号码吗？因为他每天都会给我的手机打电话，但他却只能给出一个座机号码。我又再次问了他一遍，他还是给我一个座机号。”

于是，她把状况告诉袁医生的女儿。对方立即拨电给父亲，结果她也不明白父亲在说什么，于是赶紧呼叫救护车。

袁医生的妻女赶到现场，看着他被送上救护车，但他一句话也没说。

同一天，他情况告急，被转入加护病房，上周六（9日）凌晨5时就撒手人寰了。

素姬娃说：

“我非常非常难过，他就像我们的父亲。他把我们当成家人，而不是员工。他就像我们的亲生父亲一样，栽培我们。”

素姬娃1999年来到新加坡，袁医生是她的第五个雇主，她以不同的身份为他打工了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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