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也非常不幸的是，我們的新首相僅能在11月24日受到國家元首的確認和任命，就僅剩5天的時間給這個還未委任內閣的新政府阻止這項前內閣核准事宜。結果還是太遲了。
那些在國際貿工部服務，但僅有對直接外資和出口兩項標準有狹隘興趣的官員，聲稱CPTPP核准「改變了遊戲規則」（game-changer），我國打入全球市場不再落人後。實際上，我國與11個CPTPP成員國早已有貿易來往，根據世貿組織的關稅率已有相當的優惠。況且只有3個CPTPP成員國（加拿大、墨西哥和秘魯）不曾和馬來西亞有貿易協定，僅占我國去年的出口市場的1.76%。
再說，CPTPP不僅是個貿易協定，它對政策的影響深遠──協議書里有30章但只有6章與貿易相關。把CPTPP重新命名再包裝的手法也具誤導性，因為它骨子裡還是那個歐巴馬領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A），同時也是特朗普帶領出走的協定。TPPA里有約1000個條款，只有22個被暫時擱置，還敢自稱「全面且進步」了？
CPTPP基本上是個受到全球資本家（或稱「外來投資者」）青睞偏愛的一個強大工具。他們可更方便進來和擴展他們的生意網絡，以「投資」為名買下企業並加以控制本土市場。他們有的是雄厚的財力、經濟規模和科技，要把本地競爭者排擠出去有何難事？
隨著2000年初的自由開放政策，屬於國人的大馬經濟蛋糕不斷地萎縮，這已是CPTPP還未生效前的嚴酷現實。大馬的企業股份持有權數據顯示（見表一），在1970年新經濟政策的初期，外資持有權是63.4%，而非土著擁有34.3%和土著僅有2.4%。當時的政策重點是重組國內經濟和糾正偏差。
到了1990年新經濟政策的正式尾聲，外資持有權已跌剩25.4%，而當時政策對外資擁有權的限制確實惠及不少土著（19.3%）和非土著（46.8%）。然而，自2003年開始，這些限制已鬆懈。到了2019年，我國境內外資持有權已回彈到45.5%，排擠了國人的股份持有權。土著與非土著持有權分別已降至17.2%和25%，預料這個趨勢將持續。
若再加上CPTPP因素恐怕我國會回到1970年代的處境。國內各族習慣指責對方拿走了自己的經濟蛋糕，孰不知現實是國人掌控和支配的經濟資源越來越少。
CPTPP給予了外來投資者更大的保護和權利，譬如說「公平且平等待遇」和「國民待遇」。外來投資者期待成員國的政策與措施都會平等對待他們，甚至可以比本地人更好。他們也假設政府不會改變目前的政策與措施，如此一來他們的預期盈利就不會受到負面影響。但這樣的期待和假設是不真實且不可能的，因為政府必須要隨著新局勢發展和需要而不時要改變或調整政策措施。
因此，政策制定空間至關重要，政府需要在任何時候都能落實和執行符合長期公共利益的政策。這攸關國家主權。當政府要提議一個公共政策，他們不應需要參考CPTPP條款，檢查是否有違約或有風險導致投資者訴訟索償。
CPTPP給予投資者的權利使用ISDS機制（投資者對國家的爭端解決機制），繞過我國司法，在一個國際仲裁庭上控訴政府侵害他們的權益。倘若政府會懼怕投資者的訴訟行動，那麼就已產生了寒蟬效應鉗制我國的政策空間。
當支持者說CPTPP已暫時擱置了兩項侵權條款（與政府的投資合約，以及政府批准的投資），安撫公眾毋需擔心，其實他們只道出了一半的事實。其實所有已知的ISDS案件當中，最為普遍的訴訟皆通過類似CPTPP A部分（Section A） 第9.1條例提及的索償機制。這就占了94%所有已知的投資協定索償案件，預料CPTPP也會繼續這個趨勢。
這個A部分肯定沒有被暫時擱置。即使沒有任何違約CPTPP，若政府的措施導致投資者蒙受盈利損失（包括未來預期盈利），投資者依然可啟動ISDS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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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事實上，國際貿工部委任的諮詢顧問普華永道在其準備的成本效益分析報告書（CBA）里就建議政府準備一個財政預算以應付可能的ISDS索償。這證明了虎視眈眈的外資潛在威脅是真實的，且正發生著。再說，若政府頒布的新冠防疫措施已影響了投資者的盈利，如今有好幾家全球律所正提供服務協助投資者挑戰政府頒布的政策。
連鎖效應與衝擊
各級政府，包括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逃不過CPTPP的影響。政府和官聯公司在採購方面，若超出特定報價水平，就必須要開放給外資投標參與。受CPTPP影響的官聯公司，最多能保留40%採購項目給本地供應商和承包商，過去沒這樣的限制。這將會讓國人爭奪剩下來的經濟蛋糕。
CBA報告書也指出，核准了CPTPP後，到了2030年我國將預見更高量的進口（增加108億美元）更甚於出口（增加93億美元）（見表2）。進口貨大量湧現，可能會輕易地取代本地產品，進而導致一些本地企業（包括中小型企業）失去競爭力而倒閉，造成失業浪潮。CBA報告書沒有研究CPTPP對社會福利和保障的連鎖效應與衝擊。
再來，所有的進口關稅將調至零，這意味著聯邦政府將失去了顯著的收入。這對政府來說是個大壞消息，因為他們目前都難以應付逐年增長的政府行政開銷。
總而言之，這個新政府必須要有最大的政策制定空間，才能繼續推動改革，同時確保人民福利和公共利益不受威脅。因此，我國實在不該承擔CPTPP的風險與成本，應該毅然選擇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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