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季羡林并称南饶北季，与新加坡这段渊源很多人都不知道

饶宗颐对于任教新加坡期望甚高。他去新加坡前后曾经花了很大的力气整理新加坡的文献和金石材料，研究新加坡历史，先后有《新马华文碑刻系年》和《新加坡古事记》的完成。可是，他个人的这种努力，和整个社会以及大学的氛围尤其是有关政策导向是格格不入的。对此，饶宗颐在1989年有过侧面而尖锐的批评。他在“新加坡古事记引”中说：

“夫河山有表里，文化亦有表里。今人之所追逐著，唯富是求，然富之至义，非资财货殖之为富也；有内富也，犹人之有内美也。内美为何？立国之道，有不可动摇者，以文字历史为其长久之根柢，国之灵魂系焉。文字，非语言之谓也；必循其声音形体，反复其义，进焉以究其道。乃世有外尊语言而内蠲其文义者，有貌崇义理而徒绣其鞶帨者，是存皮而去其骨，买椟而还其珠也。顾体国经野，其涂多端，有好为长久之远虑者，亦有喜求一时之炫耀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在智者，自择而已。”

这段话把学华文抛弃中华文化的做法譬喻为买椟还珠，现在看来，愈见饶宗颐的远见卓识，令人掩卷长叹。没有了文化的氛围，饶宗颐才干无处可施，郁郁不乐，途中几次出走外国访问，可谓兴起而来，败兴而归。

天入西南异我乡

饶宗颐在新加坡的三五年内，其研究在原有领域如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金石学、书画继续高歌猛进，完成或发表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曾宪通曾经评论说，“香港和新加坡是先生走向世界的舞台。” 此论颇有可斟酌之处。

香港确实是饶宗颐成就其学问、走向世界的基地和舞台；新加坡则不能这么说。首先，在1968年来新加坡之前，饶在香港潜心学术近三十年，期间游学日本、印度和法国，获得1962年的儒莲奖，已经在国际汉学界享有盛名；1973年秋从新加坡回到香港，四十余年又再创辉煌，奠定一代宗师的历史地位。应该说，香港这一因缘成就了饶宗颐，所以饶宗颐对于香港感情极其深厚。他在晚年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高屋建瓴地总结了香港在上个世纪在东亚和世界风云变化中所处的特殊时空位置以及贡献。“香港这个地方，从地图上看，只是小小的点儿，但是它和中国的学术关系是在是非常大，跟我今天的成就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我经常说，是香港重新打造了一个饶宗颐。”

早在1953年，饶就有预见性地把香港比作汉末三国的作为南北交通枢纽和避风港的荆州。如果说，荆州的特定时空孕育了荆州学派和王弼这样的大学者，香港则孕育了饶宗颐这样独一无二的通儒。饶宗颐这样解释香港给予他的机遇和栽培，“我这个人总要搞七搞八。香港是破了model 的地方，能让我的天性自由发挥，这使得我的学术领域能够破除藩篱，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我曾经对自己的学问加以归纳，分为八个门类，分别是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金石学、书画。从时间跨度上来说，涉及到上古史前到明清，这样宏大的规模格局，也得力于香港这一破了model 的分割，算是得其地利吧。” 和香港相反，“新加坡不能让我的天性自由发挥，离开那里才能有成就。这些问题是‘地利’的问题”。

相较于对香港的感恩，饶宗颐对于当时的新加坡颇有微词，认为新加坡压制中华文化，管理者的条条框框太多，压抑学术的自由和天性。当时新加坡独立不久，在冷战的大环境下，在东南亚强邻四伺的情况下，经济上非常成功，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是东亚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又是华裔为主的国家，饶宗颐也为之高兴。1989年元旦，他作“新加坡古事记引”，就称赞了新加坡的成就：“自古华人于海外立国，而能厕于强国之林，不以幅员之小而降其声威，不以人口之少而减其盛美，孰有如今日之新加坡国乎？”

可是，作为唯一华裔华人为主的小国，新加坡在政治上采取了割裂与中国联系的国策，在文化上打压中国文化，从而使得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想在海外（新加坡）做出一番事业的饶宗颐非常苦恼。新加坡虽然以华裔华人为主，饶宗颐反而觉得其文化氛围不如日本和法国。他回忆说：“在新加坡生活待遇虽好，但是我呆不下去，只因我是以中国文化作主体的人。那里压制中国文华，我觉得很压抑。在题辞里写：‘虽无牧之之后池之蕴藉，庶几表圣狂题之悲慨’，那真是身无长物，两手空空的感觉，觉得失去了依托”， “我在日本那么久，在法国时间也很长，但并没有寄居海外沦落天涯的感觉，因为那里有中国文化的血脉在。像我在日本，与日本友人写诗唱和，研究敦煌文献、甲骨拓片；在法国时，和戴老合作研究敦煌曲、研究敦煌白画，我都觉得心理很安稳。”

在新加坡的五年期间，饶宗颐在美国、台湾访问大约一年半，和Arthur Wight、杨莲生、洪业、傅汉思、张充和等学界名人深入交流，固然使先生大名有所增益，但此前先生已经在国际学术界鼎鼎有名，因此无法称新加坡是饶宗颐走向世界的舞台。不过，公允地说，新加坡是饶宗颐在星洲和南洋（主要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奠定名声的地方，饶宗颐这几年虽然心情不愉快，学问却依然高歌猛进，这样讲并不为过。

饶宗颐和香港的因缘的关键一环是香港的两所大学。2006年他在九十华诞晚宴的讲话中几次感谢香港的两所大学：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他说，“我要感谢中大，也感谢港大。港大把我带到国际上，发生关系”，“ 我的后期能够学、艺两个都做，那是香港中文大学培养我这么做的”。“我今天要感谢两间大学培养我的人，我是一个最不忘本的人”；“我这个成绩是香港大学栽培出来的，得益于Frederick (Ferderick Sequier Draker, 林仰山教授) 当年对我的支持，这是港大对我的影响。我的后期能够学、艺两个都做，那是香港中文大学培养我这么做的。”

本来，饶宗颐可以感谢华人世界的三所著名大学的，新加坡大学失之交臂，令人唏嘘。

后记

笔者在研究这个课题时，得到新加坡本地文史前辈如陈荣照、吴振强、杜南发、林利国和友朋如许振义、许齐雄等之指导帮助，获益良多，特此致谢。

本文刊载于《怡和世纪》2018年4月第35期。作者杨斌为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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