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生存之道，有哪些数千年恒久不变的特质

作者｜约翰·N. 密西（John N. Miksic）

新加坡国立大学考古系兼东南亚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古代贸易、新加坡历史与考古等

对许多人来说，“古代新加坡”一词始终具有矛盾性。考古研究显示，到1350年，新加坡已经是一座繁荣的城市。这个地方似乎是从一个从未有人踏足的蛮荒之地突然出现的，并且在此后五十年里成长为一个先进且结构复杂的社会：拥有御敌入侵的防线；钱币是这里日常生活的必备品；匠人术有专攻，业有所长；外来宾客称这里的官府和百姓品行质朴；不同种族、不同国度的人在此和睦相处，服从当地首领的领导。

建城伊始，新加坡就不得不自我保护，防范来敌，并小心翼翼地与爪哇和暹罗这样强大的邻居保持平衡关系。15世纪，新加坡很多人迁往马六甲，但新加坡并没有被遗弃。15世纪30年代，航行于海上丝绸之路各处的船只仍然把新加坡当作船只汇聚的地方。17世纪初，新加坡也还有自己的本地首领。此后，新加坡卷入了诸多国家的争斗中，各方都在争夺马六甲海峡南端入口的控制权。因此，新加坡所有居民纷纷离开，只有生活在船上的人留了下来。荷兰人制定政策，迫使所有商人停靠西爪哇巴达维亚，这可能是导致新加坡古代历史走到尽头的部分原因。不过，17世纪，整个亚洲的贸易都出现严重萎缩。也许在这一地区，城市人口都有所减少。更多人无法再靠相互依赖的商业网生存，而必须自谋生路、自给自足，因此不得不返回农村地区，从事维持温饱的生产活动。

《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1300—1800》

[新加坡] 约翰·N. 密西 著

潘一宁 / 戴宁 译

新民说 出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1月

在沉寂了200年之后，新加坡于1819年突然苏醒。这种苏醒是由一个人引发的，他坚信有可能重振这个马来文化中心和商业中心(后来证明这一信念无比正确)。假如新加坡不具备某些特质，振兴大业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些特质包括：具有战略位置；政府公平开明；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勤劳肯干，眼界开阔，虽然拥有不同文化、语言和宗教背景，但都能和谐相处。

繁荣时期的新加坡以提供服务为基础，而不是依靠制造产品，或使用政治力量控制领土。现代新加坡社会恰恰反映出700年前这个海岛的生活形态。技术水平和地缘政治环境会出现变化，但一个港口城市要想生存下来，必须具备某些数千年恒久不变的特质。

古代新加坡的城市生活

生活在14世纪的新加坡是什么样的体验？城市生活有多种形态，在不同文化中，城市空间的分配方式各不相同：有些注重宗教活动，有些强调政治体制、商业活动、生产制造、聚居区、防御工事、娱乐设施，甚至还有农业。要想彻底了解古代城市的生活状态，就必须详细研究这座城市。对空间利用的不同侧重，与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的许多极重要的生活特征相关联。

要想获得一个古代城市利用空间的完整场景非常困难。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开展系统的取样计划，需要保存相对完整的、能够反映不同生活活动类型的遗址，还需要进行艰巨繁重的考古遗物处理工作。这些遗物单独看起来可能普普通通、微不足道，但大量堆放在一起，即使是毫不起眼的陶片，可能也比任何壮观、精美的庙宇废墟或雕塑更能说明问题，更有助于考古学家得出结论。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新加坡在20世纪经历了密集的开发建设，它仍然能够满足那些条件。

古代新加坡研究成果之丰硕，超出人们的预想。其中有几个原因。原因之一是遗物密集分布：这座古代城市的边界似乎很清晰，其城界为新加坡河、福康宁山、史丹福路和以前的海岸线。在牛车水和勿拉士峇沙公园(现新加坡管理大学所在地)进行的研究项目，没能找到14世纪城市超过边界的证据。这很好理解：古时，新加坡河南岸为沼泽地带(19世纪20年代被填埋造地)，而史丹福路和甘榜格南之间的沼泽地在19世纪20年代令人生畏，没人敢贸然进入。

这种人口聚集，以及人类在界定清晰的地域内进行活动的情况在古代东南亚并不多见。汪大渊在14世纪30年代所描述的永久性防御设施在当时实属罕见，而且到了19世纪20年代仍屹立不倒。许多古代东南亚城市也建有防御设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的都是易朽材料。面对强敌入侵，他们最擅长的策略不是迎战抵抗，而是弃城逃跑(Reid,1980)，这正是古代新加坡在早期东南亚历史上独树一帜的几方面特点之一，也由此引发了一些有趣的历史问题。

新加坡考古工作之所以成功，还由于这个古代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正好被19世纪的城市规划者作为公共空间保留下来。大草场、圣安德烈座堂以及福康宁属于这类开发利用的例子，而其他地方尚未开发。所以我们非常幸运地探索到这座古老城市的重要部分。假如有机会研究那些已经被破坏的古代新加坡区域，那就最好了。不过，考古学家的工作就是在残缺不全的历史标本中进行梳理和推断。在这一领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也是在所难免的，毕竟文物保护工作不可能面面俱到，天衣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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