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黄庆顺把整部译电密码交给了柳芭。作为交换,克格勃允许黄庆顺以非正常途径进出苏联,方便他从事宗教物品走私生意,最终在赫尔辛基被芬兰警方逮捕。
已经掌握线索的新加坡政府借此将他召回国内。黄庆顺自知东窗事发,向柳芭求助,要留在苏联,结果被无情拒绝。
黄庆顺回到新加坡之后,即刻被逮捕并控上法庭。主控官指黄庆顺不配合调查,不肯透露柳芭的全名,也不老实交代自己的行为,反而在出事之后,意图留在苏联,不肯归国。
在庭审时,黄庆顺供认,有一次柳芭指着他公寓外的一部撞毁的奔驰车,告诉他,如果不与她合作,她可以随时安排这类车祸降临他的妻女身上。
主控官反驳,“对方最初可能用了威胁手段来逼你交出东西,但对方从未逼迫你继续与她上床。”
1980年3月25日,法官判黄庆顺罪名成立,认为他对国家利益造成的“无法估量”的损害;他面对的两项间谍罪指控,各判五年徒刑,分开执行,一共判刑十年。
1982年新加坡驱逐苏联使馆二等秘书
1982年2月22日,新加坡驱逐苏联驻新加坡使馆二等秘书拉尔金(AnatolyAlexeyevich Larkin)和苏联官员邦达列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Bondarev)。
新加坡政府文告指出,拉尔金自1979年9月就派驻新加坡,是苏联使馆二等秘书,假冒欧洲一家报馆的记者身份,谎称是瑞典公民,接触新加坡武装部队一名技术少尉,向他承诺金钱报酬,换取敏感军事信息。
少尉向上司报告,此事暴露。新加坡政府将拉尔金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加以驱逐,限定24小时内离境。
邦达列夫是船厂监工,派驻在新加坡吉宝船厂,负责监督苏联商船的维修。他以介绍生意为甜头,从1979年10月发展新加坡本地一名商人,扩大他的情报网。
新加坡政府随即撤销邦达列夫的工作准证(EmploymentPass),被令24小时内离境,永远不批准入境。
当年,苏联情报人员在东南亚的活动猖獗。1981年底,三名苏联外交官因涉及间谍活动,被马来西亚政府驱逐出境;1982年2月中旬,苏联驻雅加达使馆武官和一名航空公司经理则被印尼政府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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