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何以成为新移民们的过渡之地

字节跳动是个例外。2020 年在新加坡设立亚洲地区（除中国）总部后，从中国招来了大量员工，一起带来的还有国内的工作氛围。一位字节跳动合作商说，2019 年对接的字节员工还是新加坡人，周末从来不回复工作消息，2020 年对接人换成了更勤奋的中国员工，周末会主动回访。

六点办公楼统一关闭空调是新加坡物业的默认规则，字节租下了新加坡中央商业区莱佛士码头一号三层楼后，空调关闭时间延长到了七点半。

一位 2022 年初来到新加坡的 TikTok 员工说，自己租房子时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离公司近，就像他在北京时那样，这源于创始人张一鸣的看法，“年轻人不应该浪费精力在下班挤地铁上”，为此公司愿意为住得近的员工每个月提供上千元人民币的房补。

新加坡小到 20 分钟就可以打车去大部分地方，字节员工住哪里都能很方便地来公司加班。

在新加坡真的无聊，太无聊

新加坡主岛的一端到另一端不足 50 公里，从市中心打车，20 分钟就能达到大部分地点——这让不少从北京、上海搬来生活的人感到松弛。

新加坡最高的点只有 163 米，即位于城市中心的武吉知马，一位来自北京的户外运动爱好者说，自己来到新加坡后最常爬的山就是这里，他很快又纠正，那只能算 “小土坡”。

“大家在新加坡真的无聊，太无聊。” 在新加坡已经生活了三年的李小蛙说。

有一个生造词形容新加坡的生活氛围，“ singaboring ” ，它由 “新加坡（Singapore）” 和 “烦闷的、无聊的（boring）” 组合而成。

“第一天吃饭，第二天打球，第三天干啥呢？地方就这么小。” 李小蛙之所以组织徒步也是想找点新消遣，但走来走去都是同一条路线，因为城市中心风景最好的地方就是麦里芝水库。重复走到 “水库边的每只猴子都认识了”。

待了两个月，高国华就觉得无聊了，虽然才过 40 岁，但他觉得自己心态在衰老。他开始在院子里种起罗勒，百里香，放进茶里增加香气。为了掌握热带植物种植技巧，他跑进图书馆里看书学习。他还开始重拾绘画，画着画着更沮丧，和以前一样，他知道自己成不了艺术家。

以前在北京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不允许他做这些，但真的在新加坡退后一步，他又质问自己，“我是不是太无所事事了？我是不是还应该工作？”

李小蛙在来到新加坡之前，曾在美团、阿里、网易都孵化过产品，2018 年他看到东南亚市场成长起来了打车巨头 Grab 和电商巨头 Shopee ，仿佛看到了 2014 年的中国互联网，一念之间，就来了东南亚闯荡。

现在他在新加坡看到的 Web3 氛围，就像多年前他在一个叫 “塞班论坛” 的智能手机讨论社区里看到的一样，当时人们大多还在用电脑上网，但那个论坛里的很多人开始相信手机上网是未来。尽管每天都有投资人来问，但李小蛙不想这么早融资；投资人还总问，“你们为什么不发币？” 发币相当于提前 IPO ，李小蛙琢磨著——至少业务得先跑通吧。

严晓频和妻子按计划在新加坡生了一个孩子。新加坡教育的分流模式帮助这个国家更高效地发掘精英人才资源。让孩子诞生在这里，为了以后 “有更大的赢面”。根据剑桥大学 2021 年的官方数据，中国大陆录取成功率为 10.8%，而新加坡的录取率为 17.8%。这不意味着压力更小——在新加坡的星巴克里，经常可以看到 “高峰时段禁止学习” 的标志，以防止咖啡馆里挤满做代数题的学生。

一位在新加坡就业的上海哲学系毕业生在考虑离开新加坡。他刚落地时怀着良好的愿望：一切都是新的，生活开始了。

樟宜机场内 3000 多棵热带树木令他惊奇，它们高耸如屋顶，叶面硕大，还透著阵阵樟脑味的清香。三个月后，他发现机场的景观和自己小区楼下没多大差别。市中心也有杂乱的工地，唐人街上的招牌老旧掉色。

要他描述在新加坡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像是住在一个洞穴里：每天从家里到地铁再到公司，朋友、室友都是同事，久而久之对一切都怠惰，连胡子都不想刮了。他在职场里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可在生活里似乎缺席了。这名哲学系毕业生想到柏拉图关于洞穴的寓言，让他怀疑自己的生活，看到的、感受到的究竟是真实发生的，还是篝火投射到洞穴墙壁上的影子。

这个城市型国家，谁都说它美丽、整洁，可主要的颜色只有两种，树木的绿色和天空的蓝色，连红色和黄色都很少见到。每一天都一样炎热，中午或者下午通常会下一场暴雨，没有分明的四季，只有雨季、非雨季。他看到每天上班路过的那朵花，太鲜艳了，好像能永远那么开着，不凋谢。这个年轻的异乡人陷入了彷徨。

文中李小蛙、柯志凌、马思思、艾薇、曹桂林、严晓频、高国华、李晓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