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后，新加坡民间向日本讨血债

第二波追讨血债行动

民间追讨血债的行动沉寂10年后，1962年初在白沙发现蒙难者遗骸的报道，再度唤醒人们的记忆。同年1月31日，中华总商会董事开会表示关切，并成立小组进行调查。紧接着在2月28日召开董事会议，小组报告尚有多处发现遗骸，等待发掘。会议因此议决：1、成立“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遗骸善后委员会”，负责探查、发掘、安葬遗骸，以及筹建公纪念碑等事宜；2、日内晋见政府，报告细情；3、坚决要求政府向日本政府交涉赔偿。

由中华总商会发动的这一波索赔的行动，可视为新加坡民间追讨血债的第二阶段。虽然说基本上是延续第一阶段的工作，但是它所展示的能量和面对的形势，与第一阶段却有很大的不同：这次的行动是由当年华人心目中最高机构的中华总商会带头，不管财力、物力、人力都不是以往的组织能比拟的；在政治方面，新加坡也从殖民地变成自治邦，面对的是民选的自治政府，索赔行动照理说能比较顺利。

知悉新加坡民间展开向日索赔的行动之后，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称：“这项问题（指索赔）已经在旧金山和平条约下解决了。”日本外务省这种表态显然是想推卸责任，引起新加坡华文报界的不满，《星洲》、《南洋》纷纷发表社论表示谴责。

事与人违，总商会一开始展开工作，就遇到重重阻力，不仅是面对日本外务部无理表态，开挖和安葬的准证的申请，也因为迟迟得不到卫生部的答复而无法进行。过后又被诸多为难，比如要求说明如何安放遗骸，安葬何处，被埋人数，彼等国籍以及遗骸报讯者的姓名，之后又被警告，挖掘费用不得向外筹款等等。

索赔行动举步艰辛

总商会发动的民间索赔行动，一开始就进行得不很顺利，这是可以理解的，假如我们对当时新加坡的政治局势有所了解，新加坡政府显然不太支持这个行动，仔细分析有两大因素：

一、新加坡自治政府在1959年执政后，就开始面对解决新加坡严重的失业问题。财政部长吴庆瑞认为，要解决高失业率和增加税收，新加坡的经济结构必须重组，不可单方面依赖转口贸易。他认为实现工业化计划是一个良策，因此在1960年10月，邀请联合国技术援助机构，派来专家小组，为新加坡的经济把脉，并提供药方。专家小组组长是荷兰工业经济专家温斯敏博士（Dr.Albert Winsemius），他在任务完成后，向新加坡政府提议，新加坡的工业化必须扩大制造业，制定能够吸引外资的政策，最后提醒政府，必须积极介入和干预整个计划的实行，不能放任资本家和投资家去进行。新加坡政府因此在1961年8月成立经济发展局（EDB），来全盘推动新加坡的工业化计划。

新加坡政府一开始就选择了日本，作为工业化计划的主要伙伴。总理李光耀在解释为什么选择日本时，强调他是着重在日本能为新加坡，提供最便宜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当然担心，总商会推动的索赔行动，不但会影响新日关系，也会吓退日本的工业投资。

二、1961年9月，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因为推动“通过合并，取得独立”的马来西亚计划，造成党内两派严重分裂，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一派，分裂出去成立社会主义阵线。在这之前，因为党争失败的行动党强人王永元，也退党组织人民统一党。两党在总商会提出向日索赔的呼吁时，都积极响应。

由于总商会的索赔行动，不但得到反对党的积极支持，也包括许多华人社团，甚至势力强大的工会和校友会等的热烈响应。新加坡华人民间，因日军在占领期间的暴行，一般都对日本没有好感。执政党担心总商会推动的索赔运动，会在华社之间激起“反日”情绪，如让这把“反日之火”燃起，可能殃及其执政地位。

新加坡政府处于一种两难的局面，又要与这个索赔运动保持距离，又怕这种冷漠的态度，导致华社的不满。

索赔行动出现转机

总商会向日本政府索赔血债的要求，因得不到政府积极的支持，陷入一筹莫展的僵局。1963年3月6日，总商会决定对日本直接进行交涉，他们派出一个九人代表团，会见日本驻新总领事，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日占时期残杀无辜的血债，以消除新加坡人民的不满，并宣称“此事愈早解决，愈对新日关系以及日本商家有利。”

1963年2月2日，政府进行大规模的逮捕行动，扣留了一百多名社会主义阵线、工会以及文化团体的领导人和干部，这就是代号“冷藏行动”的大逮捕行动。

在这之后，我们看到，总商会索赔行动的僵局逐渐得到缓解，政府开始介入和试图引导索赔的方向。之所以会有这种大转弯，原因之一就是大逮捕扫除了政治障碍，政府更有信心去处理棘手的华社问题，总商会索赔行动得到华社强大的支持，政府发觉民心可用；另外一个原因是执政党策划在1963年9月马来西亚成立前几天，搞一个“突击”大选。为了应付这个大选，他们必须先做好争取民心的准备，以便取得举足轻重的“讲华族语言”群众的选票。我们从《李光耀回忆录》里就可以得到印证，李光耀在书中毫不讳言地说：“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打草惊蛇，但是问题却挥之不去。中华总商会决心把问题提出来，以求解决。由于我计划在马来西亚成立前举行大选，因此不得不赶紧提出总商会的要求，不论这样做对日本投资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注*）

1963年3月13日，对总商会索赔行动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民间索赔之路，出现戏剧性变化，开始露出曙光。在这天总理李光耀接见总商会代表，会后李总理表示日本当局对索赔问题，“确有赎罪之意”，并且答应一笔赔款，数目大小，尚未公布。我们政府将向日本政府提出有关赔款的反建议。

李光耀总理进一步宣布，政府已经拨出美芝路英国三军俱乐部左边的草地，作为建立日治时期蒙难人士纪念碑及纪念公园。政府将依据总商会所得筹款，以一元对一元的方式拨款，作为建筑基金。

最后，作出最耐人寻味的建议，希望纪念碑奠基典礼，能够在当年六月举行。知道政府将在9月初宣布举行大选，对李总理希望尽快举行奠基典礼就不会感到不解。

民间索赔转为全民行动

1963年4月21日，总商会在维多利亚剧院举行大会，可以视为第一次汇聚各族团体的誓师大会。除华人社团，大会还邀请马来、印度、锡兰、以及欧亚商会代表参加。我们看到这个原由总商会发动索赔行动，做出重大的变化，虽然说大检举的蒙难者百分之百为华人，不过政府不希望索赔行动是华人单方面的行动，应该把各族都包括进来。有关这点，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这么说：“他知道（指高德根会长）如果向日本索偿纯粹是华人问题，人民行动党政府将会不高兴，所以说服马来商会、印度商会、欧亚商会和锡兰商会参加群众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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