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三年200多人

通過全球商業投資者計劃

成為新加坡永久居民

2020年至2022年間，有約200名海外投資家通過全球投資計劃（Global Investor Programme，簡稱GIP），申請成為了新加坡永久居民。

貿工部兼文化、社區及青年部政務部長劉燕玲2月23日在國會答覆楊厝港區議員葉漢榮的口頭詢問時，透露以上數據。

全球投資計劃由經濟發展局旗下「聯繫新加坡」（Contact Singapore）負責，旨在吸引企業家和投資者在新加坡投資並創造工作崗位。

全球投資計劃由經濟發展局旗下「聯繫新加坡」負責，旨在吸引企業家和投資者在新加坡投資並創造工作崗位。（何炳耀攝）

葉漢榮補充詢問，在這個計劃下成為新加坡永久居民的海外投資家的業務和投資來自什麼領域，以及他們在過去三年中的總投資額。

劉燕玲說，從2011年至2020年，通過這個計劃的投資家帶來了超過54億6000萬元的直接投資，並創造超過2萬4000份工作。

這些投資家來自各種領域，其中包括科技、城市方案（urban solutions）和可持續發展、金融服務。

劉燕玲在答覆國會反對黨領袖、工人黨秘書長畢丹星的補充詢問時透露，通過這個計劃成為新加坡永久居民的投資家，占新加坡每年批准的永久居民人數不到1%，接著成為新加坡公民的更少。她並未透露確切數目。

劉燕玲說，移民關卡局會獨立評估所有申請成為新加坡公民的人，包括全球投資計劃下的永久居民。

畢丹星：

重新分配資源消除不平等

避免「兩個新加坡」分裂

一個新加坡是與全球接軌的金融中心，機會處處，無論是新加坡人或外國人都享有高薪，大家協力推動經濟發展；另一個新加坡是多數新加坡人生活的地方，人們覺得社會流動性不如過去，而且必須面對房價高漲的現實。

國會反對黨領袖、工人黨秘書長畢丹星說：「這兩個新加坡很容易就會成為現實，造成社會中的摩擦。新加坡是一個小紅點，兩個新加坡的存在，必然會相互擦撞。」

畢丹星22日參與新財年政府財政政策辯論時，通過勾畫兩個截然不同的新加坡，來呼籲政府把資源再分配放在政策制定的核心，消除不平等和扶持處在底層的人民。

他說，人的本能會引發嫉妒之心和沙文主義，加上你有我無的論述，很快會毒害社會，加劇分裂。在人口稠密的環境中，這些觀點會迅速生根，並通過殘酷的方式展現出來。

在2023年題為「攜手前進新時代」的財政預算聲明中，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宣布一系列「富人稅」，包括增加高檔住宅的買方印花稅和調高豪華車稅率，同時出台多項援助措施幫助弱勢群體。

有評論者和媒體因此形容，這是一份「羅賓漢預算」，指政府是在「劫富濟貧」。

對於這樣的形容，畢丹星覺得有欠妥當。他認為，因為這麼說會加強人們對「兩個新加坡」的看法，導致高收入者和富裕人士，以及中低階層形成對立。

「我的看法是，新加坡的社會契約必須是全民一心，大家齊頭並進，一起應對不可預測和可能出現混亂的未來。我們必須提防社會出現分裂，不讓富裕和高收入者，與其他新加坡人對立。」

兩議員：子女估稅扣稅調整

不利中等收入在職母親

在鞏固社會契約的措施方面，同一天發言的另兩名工人黨議員陳立峰（後港區），以及蔡慶威（盛港集選區）都針對在職母親子女估稅扣稅（Working Mother's Child Relief）提出看法。

他們都為中等收入的在職母親發聲，認為新的估稅扣稅方式對她們不利。

陳立峰說：「無論政府的用意是什麼，我認為它向受影響的在職母親發出讓人沮喪的信號，使這項計劃當初的象徵意義黯然失色。」

蔡慶威建議，若是為了幫助低收入至中等收入的母親，與其修改估稅扣稅方式，不如為收入低於某個水平的母親提供一筆「母親稅務回扣」（motherhood tax rebate）。若回扣金額超過她們須繳納的稅，就把回扣換算成現金。

目前，在職母親生的估稅扣稅額，是按她們收入的百分比計算，2025年起將改為固定扣稅額。到時，在2024年1月1日或之後出生或領養的新加坡孩子，第一胎可扣8000元、第二胎1萬元、第三胎起為1萬2000元。

過去四年每年有3％

非新加坡工作準證者遭減薪

27名僱主被罰

在2019年至2022年間，每年有3％的非新加坡工作準證者遭減薪，27名僱主因未遵守程序就下調員工薪水被罰款。

永續發展與環境部兼人力部高級政務部長許寶琨醫生在國會答覆義順集選區議員黃國光的口頭詢問時指出，為了讓僱主在員工工作表現不佳的情況下，靈活調整員工薪金，人力部允許僱主下調員工薪水。不過，僱主必須獲得員工的書面同意並通知人力部。

2019年至2022年間，人力部收到的減薪通報，占非新加坡工作準證者的3％。

2019年至2022年間，人力部收到的減薪通報，占非新加坡工作準證者的3％。（陳淵莊攝）

許寶琨指出，若對批准函中規定的減薪數額有爭議，僱主必須出示員工同意的書面證明，並事先通知人力部。否則，無論減薪的原因是什麼，員工最初的薪金將保持不變，僱主須補償薪金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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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僱主未經員工同意，或者在通知處長（controller）之前就減薪，他們將為每名遭減薪的員工面對高達1萬元的罰款。從2019年到2022年，平均每年有27名僱主被罰款。

議員呼籲檢討外籍勞工

工作準證配額制度

議員呼籲政府檢討外籍勞工工作準證配額，以反映中小企業的實際人力需求，同時另設一個擁車證組別，以降低商業貨車的擁車證價格。

蔡厝港集選區議員黃文鴻在國會的財政政策辯論時指出，一些中小企業認為外籍勞工工作準證配額太少，無法反映他們的實際勞動力需求。「他們無法雇用足夠的工人來滿足運營需求，要維持競爭力也有困難。」

黃文鴻指出，儘管外籍勞工稅很高，但這些配額都用完。「這是否意味著配額制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蔡厝港集選區議員黃文鴻指出，一些中小企業認為外籍勞工工作準證配額太少，無法反映他們的實際勞動力需求。（卓祾禕攝）

黃文鴻希望人力部向烘焙、連鎖超市以及提供必要服務的企業發放更多工作準證。「這樣一來，我們的企業可以雇用更多外國工人，以克服新加坡人不願意擔任這些角色的人力短缺，從而提高企業的生產力。」

黃文鴻也說，中小企業的主要支出之一是擁車證。可是，擁車證價格很高，特別是較大型的車輛，如商業貨車。此外，企業必須支付車輛註冊費、路稅和維修費用。

黃文鴻說：「目前，一輛貨車的擁車證大約是8萬7000元。我們可否為商業貨車設立一個獨立的組別，並為這些公司提供補助，讓實際用車者可以少付一些。」

他也建議，成立一個由人力部、新加坡企業發展局、陸路交通管理局和連鎖超市等組成的行動聯盟，探索成立24小時運作的貨車和卡車車隊的可能性。

潘群勤：購屋津貼調高

將推高轉售價與土地價

前進黨非選區議員潘群勤認為，公積金購屋津貼調高，將推高轉售組屋價格，土地價也會跟著增加。政府得要有更多稅收來資助增加的津貼，為納稅人造成不必要的負擔。

潘群勤指出，土地價取決於轉售組屋交易，轉售價上揚意味著土地價格也會相應增加，新組屋的價格將提高。

這意味著買家須支付更高額的價格，或政府得增加津貼，才能確保新組屋是人們負擔得起的。

前進黨非選區議員潘群勤指出，土地價取決於轉售組屋交易，轉售價上揚意味著土地價格也會相應增加，新組屋的價格將提高。（白艷琳攝）

潘群勤說：「政府須要更高的稅收以資助津貼的調高。越來越多稅收以土地價的形式繳入國家儲備金是無以為繼的，對納稅人帶來不必要的稅務負擔。」

潘群勤也指出，考慮到財政緊張的情況，若要增加住屋津貼，人們須支付更高的稅。這個情況是政府處理土地收益的方式所造成的，按照目前的做法，出售土地所獲的收益須存入儲備金。

她認為，土地收入應被當做收益，不必存入儲備金。這樣一來，較高的土地價意味著政府有更多收益，可用於提供更多津貼，無須增加稅收。

洪維能建議政府

建造更多等候時間較短組屋

西海岸集選區議員洪維能建議政府興建更多等候時間較短組屋，數量多達預購組屋供應的一半，將等候期縮短至兩年以內。

西海岸集選區議員洪維能說，在冠病疫情期間，許多年輕人居家辦公，更多人想要購買屬於自己的房子。（蔡家增攝）

洪維能說，在冠病疫情期間，許多年輕人居家辦公，更多人想要購買屬於自己的房子。考慮到政府的資本支出，等候時間較短組屋（Shorter Waiting Times Flats）的供應顯著增加會是相對安全的。

他認為，若這類組屋占新組屋供應的50%，不太可能導致太多單位空置。這是因政府組屋的需求不會轉眼間下滑50%。

「建屋發展局還是會有餘地根據需求的變化，調整建造預購組屋的步伐。這有助讓年輕家庭更快買到自己的組屋單位。」

國家發展部長李智陞2月宣布，到2025年，政府計劃每年推出2000到3000個等候時間不超過三年的組屋。

在育兒假方面，洪維能也建議政府考慮增加雇員可申請的育兒假；育有七歲至12歲孩子的父母，每年可為每一名孩子申請兩天育兒假，頂限為一年四天。目前，無論雇員有多少名孩子，只要最年幼的孩子介於七歲到12歲，他們每年最多可申請兩天育兒假。

潘群勤：

賺較多的公司應繳更多稅

此外，潘群勤也認為，賺越多的公司應繳更多稅，政府可利用這些額外的公司稅收來降低新加坡的商業和生活成本。她也認為應該根據稅前盈利徵收公司稅。

前進黨非選區議員潘群勤指出，賺最多的公司所繳的稅，占盈利的比例最低。

「根據財政部對我提出有關不同盈利水平的公司所支付的公司稅的答覆，可以看出，2018至2021估稅年，稅前盈利介於20萬至1000萬元的公司，平均繳的稅占盈利8％至9％。那些盈利較高的公司的占比反而較低。」

盈利介於1000萬至1億元的公司，占比為5.1％、1億至10億元之間的公司的占比是2.8％，超過10億元的占比為0.9％。

潘群勤說：「這是非常不公平的。財政部的答覆指出，實際稅率應根據應繳稅收入（chargeable income）的百分比來計算，而不是根據稅前盈利。我不同意這一點。」

盈利介於1000萬至1億元的公司，占比為5.1％、1億至10億元之間的公司的占比是2.8％，超過10億元的占比為0.9％。（檔案照）

潘群勤指出，稅前盈利是根據國際公認的會計標準計算的，但應繳稅收入可能受到不同因素影響。例如哪些費用可以扣稅、哪些不可以；哪些收入可以徵稅，哪些不可以；哪些資本支出可以在一年內支出，哪些可以在更長時間內支出等等。

「因此，若要全面了解我們的稅收政策對企業的影響，不僅僅是公司稅率，還包括稅收優惠、免稅和其他待遇，我們應該比較繳稅額與稅前盈利。」

【國會觀察】餅該怎麼分

2023財年政府預算案出爐超過一周，你用預算案計算機查看了自己能獲得多少補助嗎？數額是否令你滿意？又或是你覺得自己只分到了很小的一塊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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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你應該慶幸自己分到較小塊的餅，因為這意味著你不是最需要幫助的群體，你是會感到安慰，還是覺得是自己的需求被忽視了？

國會22日就新財年政府財政政策進行首日辯論，其中一個引來較多人議論的政策，是有關在職母親子女估稅扣稅制度的調整。2025估稅年起，在職母親無論收入多寡，一律是每名孩子給予介於8000元至1萬2000元的固定扣稅額，不再是根據母親收入的特定百分比來計算。

對此，不論執政黨或工人黨，都有議員站出來建議政府重新考慮。行動黨議員陳舜娘（東海岸集選區）說，年收入超過5萬4000元（月入約4500元）的在職母親，扣稅額會顯著降低，但她指出，不管一個人收入如何，都不可能在平衡工作和育兒責任上沒有壓力。

工人黨議員蔡慶威（盛港集選區）更是毫不客氣地批評，想要打造齊心為家的新加坡，卻做出這樣的調整，非常諷刺和自相矛盾。他建議，如果目的是讓中低收入在職母親受益，不如為收入低於一定水平的在職母親，提供額外的扣稅額。

第四代領導團隊在新加坡攜手前進運動中多次強調，更新社會契約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困難的權衡取捨。這一次，「在職母親子女估稅扣稅」計劃的調整就讓很多人，尤其是中高收入者猛然意識到，在他們呼籲加強社會福利時，他們原來享有的一份竟然被割捨了。這也是預算案「分餡餅」與資源再分配的難處，畢竟當餡餅只有那麼大，有人拿得多，必然有人得拿少——尤其是條件比較好的人。

與其為有限的資源搶破頭，參與辯論的執政黨和工人黨議員異口同聲地把焦點放在如何讓餡餅變得更大上。不少議員梳理出新加坡經濟發展的痛點，如人口老齡化和勞動隊伍萎縮，再試圖對症下藥提出解決痛點的建議。

相較2022年因消費稅而劍拔弩張的辯論氣氛，2023年的預算案辯論多了份和氣。國會反對黨領袖、工人黨秘書長畢丹星參與辯論時，雖維持反對黨姿態，但聲明了工人黨會支持新財年預算案，並在字裡行間表達對執政黨一些政策的認可。例如，在提到政府必須果斷干預來扶持底層人民時，他說：「我必須說政府已在這方面採取行動，例如，黃副總理在他的預算案聲明中花時間強調弱勢兒童須要儘早得到幫助。」

畢丹星也提到，一些新加坡人，包括行政部門成員和其他高級公務員，專注於維持新加坡在世界的影響力，和想著如何擴大經濟餡餅。「他們的努力不能也不應被低估或輕易忽視。包括工人黨在內的許多新加坡人都知道，正是因這些人和他們先輩的努力，我們今天才有能力為新加坡同胞提出其他資源再分配政策。」

有人形容新財年預算案「劫富濟貧」，但如畢丹星所說的，這樣的用詞反而把高收入者與中低收入者對立起來。

也許我們需要的是轉變一下視角。議員周凱年（蔡厝港集選區）就為人們應如何看待這次預算案，提供了另一個角度。他說，與其關注我們沒有從預算案中得到什麼，不如看作是我們為扶持社會中更有需要者而做的奉獻。「我不認為這是個劫富濟貧的預算案，而是個大家共享，每一個人為其他人多付出一些的預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