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回到新加坡在国大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修读为期两年硕士课程的王晴。(红蚂蚁视频截图)
你知道如何辨认租赁组屋吗?
用不同的角度来观看,故事就有了新的细节。由外国人的眼光看新加坡,有时候能看见平时被我们视而不见的事情。正如和王晴的聊天采访中,她问:你知道如何辨认租赁组屋吗?
“租赁组屋晚上一般会比较暗,租户说为了节省电费,很少开灯,也很少有装空调。”王晴说。
租赁组屋走廊一般光线比较昏暗。(联合早报)去年5月,王晴第一次走入本地租赁组屋,外人看起来如此繁华和富裕的城市,却依旧有人得饿著肚子入眠。
根据新加坡管理大学2022年3月刊登的一项调查《饥饿报告》显示,尽管新加坡被列为世界上最有粮食保障的国家,但1200个接受调查的新加坡家庭中,有10.4%在展开调查的那12个月中,至少经历过一次粮食危机。
当时,王晴正在一个社会服务机构(Beyond Social Services)实习10个星期。主要服务对象是租赁租屋的家庭。参与的项目包括青少年就业和粮食安全。
新加坡有约5万户家庭住在租赁组屋里,而租赁组屋其实就在新加坡人生活的身边,所以她蛮惊讶不少本地人不太清楚其居民的生活、工作、育儿等各种挣扎和努力克服困难的故事。
新加坡早期的租赁组屋。(联合早报)“租赁组屋未必是冷冰冰的地方。有一些居民自发互帮互助,在Covid的期间如果有人确诊,其他人会帮忙照顾彼此的小孩、做饭等等。”
“带我们到租赁组屋的社工,鼓励我们通过不同的感官来认识居民的状况。如果摘下口罩,你就可能闻到这里有种不同的味道,比如汗味、衣服未干、流浪猫的味道,还有就是很多人挤在小空间里的味道。”
比较新式的租赁组屋。(王晴摄)她见过一户家庭10人居住在一房的空间里。
这一切对王晴来说,也不是全然陌生的。
来自中国广东的王晴曾经在深圳的NGO工作。每天的工作就是走访城中村,寻找潜在需要帮助的会员,他们是在城中村里做小生意的外来移民,生活环境十分恶劣。
深圳被拆迁的城中村。(王晴提供)“深圳也是中国较为富裕的城市,也一样有贫困的问题和黑暗的一面。”
后来王晴到澳洲留学,2018年以交换生的身份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并对我国的公共住房政策感兴趣。
“深圳的经验记忆犹新,不少外来移民得和陌生人合租,不少房间里没有窗户,白天还需要开灯,一张床就是唯一的个人空间,衣物等都得挂在床架上等。”
这个没有窗户,白天也只能开灯的房间里,一个床位租金每个月人民币500元。(王晴提供)“每个人都有住房需求,而住房是一项人权,新加坡在这方面算很成功,或许这能帮助我找到解决房屋问题的办法。”
于是,2021年王晴7月再度回来新加坡,在国大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修读为期两年的硕士课程,打算好好认识新加坡。
通过课堂的学习,她对新加坡的政策等有了颇为全面的认识。
她热爱旅游,又因为疫情期间无法出国,有空的时候也会在新加坡到处走走。她到过魔鬼岛、东陵福、樟宜沙滩等,也积极参加《联合早报》等举办的各种导览活动和及本地作家的新书发布会等。
她也经常阅读新加坡作家的作品,包括书写本地低层社会的《不平等的样貌》,还经常到草根书室和城市书房买书。
由于对公共住房感兴趣,王晴在留学新加坡期间,也阅读到不少关于东陵福组屋区的报道和文章。
东陵福的租赁组屋。(王晴摄)建于1962年的东陵福组屋区,这些老组屋受到选择性整体重建计划(SERS)的影响,不少居民现在已经搬到杜生附近的新组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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