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陸軍竟然出了個黑人少尉軍官!而且還是簽約的正規軍人。怎麼回事?
(Haniel少尉的父母為他別上少尉肩章。圖源:國鋒報)
移民課題一直是新加坡既敏感,又躲不開的課題。既然躲不開,還不如大大方方討論。
首先,我們談談為什麼新加坡需要引進移民。
新加坡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是不存在新移民課題的,因為那時怕的不是人口太少,而是人滿為患。
實際上,新加坡的人口策略很明顯的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出現「嬰兒潮」。在1955年至1960年,新加坡每1000人口就有35.4個嬰兒出生;到了1965年至1970年,則是19.7個。
60年代的新加坡,人口增速堪稱世界之最。1962年,新加坡平均每天有超過1000個嬰兒出世;1965年,竹腳婦幼醫院平均每11分鐘有個嬰兒出世;1966年,該醫院接生了3萬9835個嬰兒,從而贏得健力士世界記錄,成為「本年度接生嬰兒最多的醫院」,而且在往後的九年維持了榜首的位置!
在那個年代,由於接生的嬰兒太多,一般順產的新媽媽和嬰兒都在24小時內出院回家。
在六十年代,新加坡經濟百廢待興,面對失業和貧窮、糧食和住房短缺。為了遏制人口增長,到了1972年,新加坡政府出台人口政策,主張「生兒或生女,兩個就夠了」,並且通過具體的措施,鼓勵人們減少生育。
新加坡的人口政策異常成功,短短几年內,出生率大幅度下跌。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新加坡進入經濟和社會的高速騰飛期間,人民收入大幅提高,婦女受教育水平也大幅提高。與此同時,出生率持續下跌。在1980年至1985年這五年期間,每1000人口只有12.2個嬰兒出生。
經濟高度發達、婦女教育程度高、高度城市化,這三個因素疊加在一起,人們愈加不願生育,這是所有發達城市的痛苦經歷,新加坡也不例外。1983年,李光耀在國慶群眾大會上明確說:「我們不可能要求(婦女)一方面在外當醫生、當工程師,有繁重的工作,而另一方面還能生養一大家子孩子。」
政府此時發現嚴重問題。1986年,新加坡人口出生率降至1.42,遠遠低於人口代替水平的2.13。同年,成立了20年的家庭計劃及人口局完成了歷史使命而關閉。
1987年,新加坡人口政策急轉彎,開始鼓勵生育。人口口號從「生兒或生女,兩個就夠了」改為「如果你有能力,就生三個或更多」。同時,推出各種鼓勵生育的硬政策。
鼓勵生育的政策和措施一再推出,包括給家長送現金,但人們不肯生育就是不肯生育,政策始終鬥不過人性。到了1995年至2000年,每1000人口只有9.7個嬰兒,僅有40年前的四分之一!
世界各國大城市的本土人口出生率不斷下降,幾乎是無可扭轉的趨勢。
人們不願生,但是國家建設需要資金和人力資源,怎麼辦?
一個辦法就是增加賦稅。但是,我們都知道,無論企業稅、個人所得稅、消費稅,新加坡在全球範圍內都算是低的。即便消費稅增高,但增幅肯定抵不上人口的降幅。
換句話說,本土人口繼續萎縮,稅收肯定也下降,要怎麼才能保證有足夠的資金充當國家建設?怎麼才能保證有足夠的人口體量來支撐國家發展?
一個明顯的解決辦法就是,既然本地人不生,那就引進外來移民。
於是,從90年代開始,新加坡大量引進外來移民。
從2010年開始,儘管每年發放永久居民權從近六萬人降至三萬人左右,但每年獲取公民權的人數基本維持在兩萬人以上,即便在新冠疫情期間,2020年、2021年也各自有2萬1000多人入籍新加坡。
當然,由於新加坡本地人華族生育率最低,為了保持新加坡人口的種族結構,移民主要仍是華人組成。
不過,除了華人、印度人移民,也有一些非傳統地區移民也進入新加坡。
前文所說的Haniel少尉全家就是個例子。
(圖源:國鋒報)
現年19歲的Haniel在家裡排行老三,同輩一共四個。早在1990年,他父母就從坦尚尼亞移民到新加坡。
他哥哥也在新加坡服兵役,而且還是新加坡海軍潛水部隊的第一個非洲裔潛水員。
而Haniel則是新加坡的第一個非洲裔軍官。
不但如此,由於他在見習軍官學校的優異表現,還擔任了結業典禮的副指揮官。
(圖源:國鋒報)
Haniel畢業於名校萊佛士書院。他嚮往軍旅生活,於是簽約成為正規軍,並在獲得陸軍少尉軍銜之後,申請加入精銳的精衛兵部隊。
(圖源:新加坡陸軍)
有讀者問,在叢林戰鬥作訓時,人人臉上要塗迷彩。非洲裔軍人是否……因為天生優勢而可以免迷彩?
我們特地查了一下,發現……
(圖源:國鋒報)
……還是一樣得塗迷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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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話說回來,Haniel是第二代移民,他自己就在新加坡土生土長,所以,並不算是新移民。他的生活習慣、社交圈子、語言習慣都是地道的「本土風味」,連最愛吃的東西都是叉燒飯和「辣死你媽」馬來椰漿飯。
當然,他母親親手做的坦尚尼亞燴飯(pilau)也是他的最愛之一。
在新加坡的職業軍官當中,新移民並不少見。有些還擔任敏感的特種崗位。例如南洋理工大學吳偉教授的公子,不但是突擊隊上尉,而且還是特別行動部隊的軍官。這個部隊就連它的存在都屬於高度機密,一直到前幾年政府才予以公布。
(圖源:NTU吳偉)
其實,新移民在新加坡一直是股很重要的生力軍。別說在軍中和體育界如馮天薇、於夢雨等名人,即便在政府高層,也有第一代移民,例如交通與通訊部高級政務部長普傑立,就是在馬來西亞出生。2008年,普傑立36歲時入籍新加坡,三年後,2011年他代表人民行動黨在大選中出征,以64.79%得票率贏得國會議席。又五年後,他出任教育部政務部長。又兩年後,2017年,升任高級政務部長,離一把手部長僅一步之遙,此時離他入籍不到十年時間。
新加坡建國初期的部長就更別說了,內閣的半數都是新移民,尤其是從馬來西亞南下的移民。
《新加坡眼》董事經理許振義是個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他經常說,「我們既然引進新移民,就是要引進比我強的;如果引進的移民還不如我,那麼有何意義?」
對Haniel這些第二代移民來說,融入新加坡是與生俱來的,毫無疑問。
但是,對許多第一代移民,融合則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情感。往往,由於原生地的各種習慣、價值觀與新加坡不同,甚至有時格格不入,一些新移民與本地社會的融合問題,尤為突出。
例如華人移民,雖然基本與新加坡本土華族同文同種,但是,不同的社會成長經驗,使本土華社和中國大陸新移民之間,潛藏著「我們」和「他們」的社群界線。
初來乍到,新移民面對一無所有、白手起家的經濟壓力,努力爭取本土同事、同學的接納和認可的精神壓力。在新加坡定居越久,新移民家庭由於兩代人教育背景不同,也產生價值觀分野的內在張力。
為了觀察、分析華人新移民的心理路程,新加坡李氏總會特意邀請了紮根獅城多年的華人新移民作家,請他們談談自己如何觀察腳下這片土地?如何通過文學書寫記錄自己的思想成長和情感變化的心路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