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外國人人數創新高，其中，中國人數量最多。

（法新社）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3月24日發布數據，截至2022年底，在日外國人數為307萬5213人，創歷史新高。人數較上年增加11.4%，首次突破300萬人大關。

從在留資格來看，「技能實習」有32萬4940人，較上年增加17.7%，「留學」有30萬638人，增加44.7%，均為大幅上升。從國家和地區來看，來自中國的人數最多，為76萬1563人，其次是越南的48萬9312人。從所在都道府縣來看，人數最多的是東京，其次為愛知、大阪、神奈川、埼玉。

共同社的報道分析稱，疫情期間，留學和技能實習等中長期在留需求比疫情前高，2022年日本開始階段性放寬入境限制，也使入境人數大增。

日本人海外奔 「錢程」 壽司師傅最吃香

因日元貶值，越來越多的日本人希望到海外尋找待遇比日本更好的工作。飄洋過海奔「錢程」的日本人里，要屬日本料理店的壽司師傅最為吃香。

（網際網路）

日本媒體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由於海外餐館高薪挖角，也導致日本餐飲業人才迅速外流。

《讀賣新聞》引述農林水產當局的調查報告，顯示自201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日本料理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後，在海外的日本餐廳數目大增6.6倍。其中，數量最多的要屬亞洲地區，高於北美（3萬1200家）和歐洲（1萬3300家）。

飲食業獵人公司「和食Agent」舉例說：「一名40歲的壽司師傅在東南亞的平均月薪是90萬日元（約9000新元），要比日本高出一倍以上。若是在物價高的北美和新加坡，年收往往在1000萬日元以上。」

在日本一家高級餐廳掌廚的飯田祐介決定跳槽到海外，他說：「除了是因為日元貶值外，也因為我對日本經濟衰退有危機感。」

讀賣報道也研判，不僅廚師想跳槽海外，年輕一代也希望到海外去闖天下而轉行。

一名年輕的女蛋糕師傅轉學做壽司，她說：「知道有了這門手藝，就有了移居外國的捷徑。」

讀賣認為，海外的餐廳能從日本挖人，最大原因是日本的工資無法跟上時代。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數據，日本人的平均年薪在2021年是3萬9711美元（約5萬2953新元），在35個主要國家中排名第24位。這一年收入數據，在過去30年一直不見漲。反觀其他先進國家，美國已增長約30%，法國增長20%。在七大工業國（G7）中，日本的薪金水平最低。

讀賣分析報道，日本的薪金若不上調，一些行業即可能面對嚴重的人才外流問題。例如，原本人手不足的餐飲業如今就面臨人手危機。

根據帝國資料庫1月份的一項調查，60.9%的日本餐廳請不到正式員工。培養一個專業壽司人才要10年時間，大阪兩家傳統壽司店近期就因為廚師離職，縮短營業時間。

日本爸爸當煮夫 盼孩子學習分擔家務事

家庭主夫在新加坡不算主流，特別是在新加坡居住的日本人之中，像佐藤一穂（39歲）這樣的少之又少。

從未正式學過烹飪的佐藤一穂移居新加坡並當起「煮夫」，他認為男人為家人下廚是自然不過的事。（龍國雄攝）

難以想像的是，從未正式學過烹飪的他從2018年8月抵新後就當起「煮夫」，為妻子下廚。現在每天享受他的拿手菜的還有兩歲半的兒子。一道道日式家庭料理如炸雞、豬肉丸和牛肉蓋飯色香味俱全，而且不含味精或添加劑，為了讓妻兒吃得安心、健康。

移居新加坡，當起家庭主夫，出發點都是為了妻子。佐藤一穂來新前是記者，妻子在日企的人事部工作，兩人婚後分別在山梨縣和東京工作和獨居。2018年，妻子外派來新加坡的分公司，他決定辭掉自己的工作，陪妻子一起在新加坡展開新生活。

佐藤一穂說：「妻子單身匹馬來新工作，她心裡多少會有一些不安，我想在她身邊支持她。」 親友聽說他的決定後，反應很明顯地根據性別而異。「男性都很驚訝，問我怎麼會這麼做。女性則說我做了正確的決定，她們為我而自豪。」

佐藤一穂來新後並非一帆風順。辭掉工作讓他非常焦慮，「我還沒在新加坡找到工作，我們也沒有孩子，來新後的半年，我完全沒有任何動力，結果我們經常吵架。當時我感到相當孤單，因為移居新加坡的日本人家庭，絕大多數的情況和我們相反。他們一般都是先生外派來這裡工作，妻子在這裡當家庭主婦或全職媽媽。我找不到任何一個和我有同樣困擾的日本朋友。」

分享自己的手作料理

所幸的是，佐藤一穂成功申請到人力部的同意書（Letter of Consent），得以在新加坡工作，他也在新加坡的日文雜誌社面試成功。佐藤一穂原本是一邊兼顧全職工作，一邊給家人下廚，直到2022年同意書過期了，雜誌社的工作告一段落，他決定自己創業。

佐藤一穂每天為妻兒準備日式家庭料理，例如牛肉蓋飯。（受訪者提供）

他說：「兒子當時一歲半，我準備他的餐食其實相當不容易，我猜想很多家庭也會面對同樣的困難，如果能提供既美味又吃得安心的餐食，相信會有一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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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一穂在2022年5月創辦居家生意Osusowake，提供自己烹煮的家庭料理。平日早上先送兒子去托嬰服務中心，接著去附近的中峇魯巴剎買菜，然後回家下廚。他每天提供約三種選擇，菜單會提早在社媒專頁公開，方便顧客下單。

佐藤一穂說：「Osusowake的日文寫法是お裾分け，意思是分贈，例如把自己家裡煮的菜肴分給鄰居，這是日本傳統習俗之一。」

在東京出生、成長的他記得，osusowake在他小時候非常普遍，他常吃到鄰居分贈的家常菜，味道和自己家裡煮的截然不同，那是他印象深刻的美味，也是童年的快樂回憶。

他在那個時候開始對烹飪產生興趣，所以上小學就在廚房當母親的幫手，炸天婦羅都難不倒他。「母親會在下班後給一家人做飯，家裡很少吃外帶食物，大部分都是媽媽親自準備的菜肴。我現在仍然記得那些菜肴的味道，也深深體會到媽媽當時有多辛苦，我非常感恩。」

佐藤一穂從小學開始便在廚房當母親的幫手，炸食難不倒他。（受訪者提供）

佐藤一穂認為做菜沒有捷徑，但不難，他一直是根據電視、雜誌或報章食譜做菜，熟能生巧。他建議烹飪新手從「看起來美味」的菜肴做起，失敗了也要繼續練習，久而久之就能掌握訣竅。

男人為家人下廚自然不過

由於妻子被調回東京，佐藤一穂即將在4月和家人一同返日。回顧自己的主夫經驗，他認為自己親身體驗了家務有多繁重和複雜，也因此比較懂得體恤伴侶。他坦言過程中經歷的不安和挑戰比快樂多，常常會想到自己今後的事業不知如何發展。回到日本後，他計劃找工作，不會再當全職主夫。「雙薪家庭應該會比較理想，因為收入更穩定，家務和育兒的責任可以由雙方共同分擔。」

佐藤一穂猜想，在日本當全職主夫，應該會比在新加坡更難，因為會面對更多異樣的目光。他認為新加坡社會非常多元化，有各式各樣的生活方式，新加坡文化因此更具包容性，新加坡人樂於接受與自己不一樣的人。

他指出，即便夫妻兩人都有全職工作，很多日本男性（特別是他這一代及上一代）還是把下廚視為女方的責任。他說：「如果是雙薪家庭，雙方應該共同分擔家務和育兒的責任。能夠做到平等分擔責任的家庭應該很少。」

佐藤一穂認為，要讓他這一代的男性改變想法或許很難，但他希望下一代能夠擁有男女平等分擔家務和育兒責任的意識。

「我的兒子現在每天看到我下廚，他或許不會記得這樣的我，但他可以意識到男人可以扮演這樣的角色。男人在廚房裡做事是非常自然的——我希望能夠把這個信息傳達給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