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以華人為主體的台灣，則仍處於中文為主，英文水平較低落的情況。但台灣政府近年來試圖扭轉這種情況。
2018年，蔡英文政府推出《雙語政策發展藍圖》，初期撥出四年100億元（新台幣，下同約4.4億新元）。今年又再加碼兩年21億元，希望透過全面強化台灣人英語能力、兼顧雙語政策及母語文化發展等目標，在2030年將台灣打造成中英並重的雙語社會。
這項舉措，普遍被外界認為是有意和英語能力更高的新加坡、香港和印度甚至是菲律賓等地一爭長短。
台灣當局認為，提高英語能力既能增加台灣在國際舞台的競爭力，也能吸引更多外資。
但雙語政策剛推出便面臨不少質疑，認為欲將英文在2030年提升至與中文地位相若，水平也相當的願景，以台灣社會結構等因素來看，幾乎是天方夜譚。
時隔五年，「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的情況也開始慢慢浮現。
不少學者批評，相關政策規劃草率倉促，成效不彰，甚至本末倒置，導致術科的教學品質及學習成效雙雙滑落。
台媒《風傳媒》的一篇評論指出，政策出台後，雙語師資資源相對匱乏。以首都台北市為例，其2020年及2021年初中及小學便面臨招不到足夠雙語教師的窘境。
該文認為，教師踏入雙語教學的門檻過高，誘因不足，例如待遇未見顯著區隔，導致在職教師對於雙語培訓興致缺缺。
若要完全落實雙語政策，未來可能需要多達3800名師資。因此該文質疑，至今僅有不到1000人的雙語師資如何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補足。
但更具爭議的，主要還是雙語政策下，排定部分課程以全英語教學的做法。
這裡所指的是在非語言科目，如數理化學等術科中，以英文作為教學媒介語。
相關做法被批評是「舍長取短」、矯枉過正，為了加強英語能力，而變相削弱台灣學生在各專業術科的學習品質。
為能符合政策下一定比例課程由英文教授的規定，一些高等學府開始出現下列現象：
「你讓那些非英語科系出身的老師，來在其他學科教你英文，數學課來教你英文，你的英文會變好嗎？學科會很糟糕，當然中文也會變差。」
《遠見雜誌》則報道，有大學教授抱怨，一些專業課程即使用中文教學，學生都已較難吸收，一旦改用英文，學生將更難理解。
此外，部分大學迎合雙語政策而開設全英語課程，但礙於師資有限，學生英語水平不足等因素，這類課程往往只能調降難度。
除了無法針對課程進行深入討論，有教授坦言，這些全英文課程最後幾乎淪為「英文單字」課，光是要解釋專業領域的英文單字，就得耗去不少時間。不少師生反饋稱英語授課大大拖慢了原本課程的進度。
最終，雙語政策畫虎不成反類犬，老師該教的沒教完，學生該學的沒學全，一知半解的學生畢業後，反倒陷入專業知識不足的窘境。
《天下雜誌》的一則評論質問：
「台灣競爭力到底有多差，差到需要雙語來拯救？」
該文引用世貿組織數據指出，台灣貿易總值為世界第17，顯示台灣並未因為不具雙語優勢，而在競爭力方面表現不佳。
該文作者建議，假若當局真的認為推動雙語政策的目標是為了提升台灣競爭力，那也應該明確定下「2030年台灣經貿排名能因雙語政策前進幾名」之類的目標。
《風媒體》則引述瑞士洛桑管理學院2021年全球競爭力排名稱，台灣在該榜單排名第八，甚至高於美國、加拿大、英國等以英語作為官方語言的經濟體。排名在台灣之前的，也僅有新加坡是以英語作為官方語言，並以此主張，英語能力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國際競爭力的關聯並非絕對。
「我想在未來的時間裡，因為新加坡還是全世界雙語制度最成功的地方，我覺得台灣將來如果要推動雙語制度，新加坡是很好的榜樣。」
像柯文哲這般以新加坡作為台灣範例的看法，在台灣朝野不在少數。
但一些人提醒，新加坡之所以將英語作為工作及教學主要媒介語，主要是基於複雜的歷史背景、種族結構及地緣政治現實。
單是新加坡的多元社會讓各族間不得不以非母語和彼此交流這點，就與華族為主體的台灣社會有天壤之別。
換句話說，新加坡的雙語政策發展模式，在台灣未必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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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同時，新加坡近年來的華文水平是否還撐得起雙語社會這個金字招牌，相信不少國人心裡有數。就連總理李顯龍也在2019年「講華語運動」邁入40周年之際坦言，「新加坡的雙語優勢正在相對減弱」。
《遠見雜誌》就藉此提醒台灣當局應避免雙語政策推過頭，反倒成了「英文至上」：
」今日新加坡已經開始反思他們過度推崇英文作為官方語言，反而造成不少華人中文能力低落，甚至已經重新開始推動中文教育。」
相反的，他們只是認為，與其採取過於空泛的雙語政策，不如專注搞好英文教學，審視英文教學內容、學習過於偏重考試，以及教學時數不足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