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N评选的世界八大最佳咖啡城市中,亚洲地区唯一上榜的就是新加坡。虽然新加坡曾为英国直属殖民地,但作为一个华人占总人口四分之三、且其中大部分移民来自嗜茶的闽粤两省的地区,当地的饮食文化符号不是茶,而是独特的南洋咖啡,仍让人颇感惊奇。
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代表作《想像的共同体》中提出“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本文试从咖啡与茶——这一影响世界的两大饮品——之“新加坡进程”,来探讨新加坡华人移民群体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的建立过程。
“打洋工”的意外收获:琼帮移民的西点技术
新加坡南洋咖啡文化的形成,与华人移民群体密不可分。下南洋,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三次人口迁徙之一。鸦片战争前,下南洋经商谋生的华人就已有150万之多。1860年《北京条约》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合法招工。从此,华工出洋合法化,大量华人廉价劳工出国,自19世纪六十年代至20世纪初,西方国家从我国东南沿海招至东南亚的“契约华工”约200万人;1922年至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超过500万。
而早在1819年,英国不列颠东印度公司雇员史丹福·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建起自由贸易港,自此各国商人往来频繁,人口日益增多,新加坡逐渐成为亚欧经商的根据地,需要大量劳动力。1860年华工出洋的合法化之后,加速了新加坡华人人口激增,在此期间前往新加坡的华人逐渐形成了五个帮派:福建帮、潮州帮、广府帮、客家帮和琼帮。其中较早移民的四大帮派几乎垄断了当地东南亚土产、中国土产、航运业等利润较高的行业,而较晚抵达的琼帮,在其他行业已经无法涉足的情况下,只好开启了“打洋工”的移民模式。
何谓“打洋工”?1831年至1850年间,随着欧洲人的不断到来,一个以洋人饮食、起居等文化习俗为中心的生活圈在新加坡逐渐形成。以总统府所在地为核心的东陵区,向四周辐射,如武吉知马、加东、樟宜、森巴旺等地区全是洋人聚集的地区,同时也是洋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殖民地政府中的高级长官,英商公司的行政人员,以及围绕这群人生活的眷属、随行人员,多聚集在这一区域。这个阶层的洋人生活颇为奢侈,花园、停车场、工人房、厨房等一应具全,为他们“打洋工”就成了一项新兴职业。
而移民帮派的行业垄断和利益分配,构成了帮群政治。帮群效应促使英国人在新加坡聘请工人时,会把不同工种分配给特定的族群,防止帮群间的互斗和摩擦。当时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定:花园管理要聘请“吉宁仔”,司机要请“马来人”,保安守卫要“孟加里人”,洗刷聘请“广府人”,而厨师则聘请“海南人”。说是厨师,其实是担当洋人主厨的助手,在厨房学厨艺。英国人喜欢聘请海南人做厨师助手,一是因为海南人生得眉清目秀,另一方面是老实忠厚、勤奋肯干。于是,海南移民群体从洋人的厨房帮手做起,学习西餐制作,接触到了咖啡和西点的制作技艺。而咖啡的冲泡和甜点的制作,都讲究细致的火候功力,要求色香具全,无形中渐渐成为其他移民群体所不具备的食品制作技术门槛。当他们想要自立门户之时,餐饮及西点行业就成了琼帮的第一选择。
海南人在早期移民时代,通过打洋工积累起西餐烹调和咖啡洋茶泡制等餐饮文化经验,为后来从事咖啡饮食业打下基础。众所周知,早期移居新加坡的华人,普遍是出于谋生目的依靠宗乡关系的自发牵引,在当地往往会抱团求取生存和发展,由此形成了地缘和血缘基础上的业缘群。到19世纪五十年代,一个海南人家庭拥有一家以上的咖啡店已经相当普遍。直到今天,新加坡的餐饮业仍以海南人经营为多,如著名的亚坤咖椰土司店(Ya Kun Kaya Toast)创始人黎亚坤,就是经营餐饮业十分成功的海南移民代表。
加工工艺创新:南洋咖啡风靡新加坡
海南人制作的咖啡之所以能风靡新加坡,主要是因为他们改变了炒咖啡豆的工艺,大幅降低了咖啡的加工成本。
欧式咖啡大多是用上等咖啡豆冲泡的纯咖啡做底,冲制方式讲究,缺点是价格高昂。海南人则并不苛求咖啡原料的品质,而是结合中国的烹饪技术,注重炒豆过程中调料的运用:先把咖啡豆炒至八分熟,加进白糖、菜油或牛油、盐,再继续炒熟。这和中国传统烹饪中的炒菜的原理如出一辙,食材的缺点可用大量口味缤纷的调味料来弥补。因为对咖啡豆的品质没有了过高的要求,也就降低了成本,价格便宜。
其次,冲泡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欧式咖啡是先冲咖啡,再加牛奶、糖等辅料。而海南咖啡则先将炼乳(而非牛奶或奶精)及砂糖置于杯底,再将滚烫的咖啡倒入,这也是中国传统的饮食习惯中的手法——用滚烫液体去激荡固体食物,让食物中的各个元素充分融合。这样的咖啡搅拌之后味道更加香醇均匀。而海南风味咖啡店里提供的点心,很多来自海南传统点心或是结合当地食材进行的创新。例如咖椰(KAYA),本是马来娘惹的食物,海南人加以改良,改用鸭蛋黄,加入椰糖、椰奶、面粉、牛油、香兰叶一起煮,作为烤面包的涂抹酱,演变为新加坡今天一道著名美食。
海南人的咖啡店就这样在新加坡这个殖民地快速流行起来。咖啡虽然并非海南本土行业,但却成为海南移民的主打产业。英国殖民政府通过西式饮食的符号化,将自己的殖民想像转移到殖民地人民身上,并且形塑了当地人的自我想像,一种新兴的殖民地饮食文化符号——南洋咖啡——应运而生。
台湾人类学家林淑蓉认为,食物不仅可以满足个人的需求或喜好,更具有展现认同和象征权力的关系意蕴。南洋咖啡的形成,恰恰就是殖民地文化中,殖民文化权力的表现和被殖民者对殖民文化的认同的体现。虽然“南洋”是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概念,但“咖啡”确实来源于英国殖民者。而“南洋咖啡”在殖民文化认同的大前提下,又有自身文化和地方文化的注入,形成了殖民文化认同中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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