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不到16歲的少年習近平被號召「上山下鄉」，在陝西梁家河度過七年的知青插隊歲月。

數十年後，已成為中國國家領導人的習近平也呼籲現代中國年輕人「自找苦吃」，走進鄉土。

當年，習近平是在文革的大環境下被迫下鄉。

如今，中國青年「被鼓勵」下鄉，則是因為失業率居高不下，城市工作機會稀缺。

根據中國統計局今年4月份的數據，當地16歲至24歲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20.4%，為史上新高，相當於每五名年輕人中，就有一人無業。

習近平（領頭白衣者）曾在陝西度過七年的「上山下鄉」歲月。（網際網路）中國這一輩年輕人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但在中國經濟顯著放緩，民營部門（尤其是作為青年才俊大僱主的科技業）因內外因素重創之際，他們卻得面臨學歷與工作，期望與機會不匹配的難題。

「書讀得再多也沒用」成了一種普遍的怨嘆，中國青年選擇「躺平」，網絡上充斥「孔乙己」現象。

年輕網民紛紛以作家魯迅小說《孔乙己》的主人翁自嘲。在魯迅筆下，孔乙己是位落第秀才，其人窮酸潦倒，卻放不下讀書人身段，只懂迂腐知識，而無實際技能。

雪上加霜的是，今年夏天還會有創紀錄的1160萬名大學生畢業，投入職場。

隨著大城市的職場空缺僧多粥少，這波青年失業潮恐成中國社會的未爆彈。

未來前景茫茫，讓不少年輕人陷入迷惘，「求神拜佛」、「躺平」及「內卷」成為令人擔憂的社會現象。（路透社）如何解決？下鄉吧！ 面對這個令人頭痛的難題，中國當局目前看來最可能採取的解方是：

城市沒工作，那就下鄉工作。

官方鼓吹「下鄉」的力道，在今年5月中國官媒刊登一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寫給大學生的回信後，達到高峰。

5月3日，新華社刊登了一則《習近平給中國農業大學科技小院的同學們的回信》。

信中提到，習近平對同學們「深入田間地頭和村屯農家，在服務鄉村振興中解民生、治學問」感到欣慰。

他還對這群學生「自找苦吃」的態度表示讚許：

「你們在信中說，走進鄉土中國深處，才深刻理解什麼是實事求是、怎麼去聯繫群眾，青年人就要「自找苦吃」，說得很好。新時代中國青年就應該有這股精氣神。」

緊接著，其他官媒也開始爭相鼓吹所謂的「自找苦吃」精神。

央視在一篇題為《回首青年時代，習近平：我對自己的首要要求就是「自找苦吃」》的文章中，先是回顧習近平少年時期「下鄉」種地、拉煤、打壩、挑糞的經歷。

該文接著又稱，習近平曾不止一次說過「自找苦吃」這四個字，並強調這是習近平自我的要求，也承載了他「對新時代青年的殷切期望」。

文章結尾還說，中國當代青年應該要「敢吃苦、會吃苦、能吃苦」，只要不斷奮進，施展才幹，就一定能有所收穫。

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也在政策面上提出名目略有不同，但殊途同歸的「下鄉」計劃。

例如，廣東省共青團委發起「三鄉行動」計劃，要在2025年底前，號召30萬名青年到農村工作。

中央也持續透過「三支一扶」計劃，引導大學生在畢業後到農村基層從事扶貧、支農、支醫和支教工作。

官方這番鼓勵年輕人「自找苦吃」的操作，難免令外界聯想到近6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不少評論質疑，這是否是把城市失業青年疏導至農村的政策開端。

中國如今鼓勵年輕人「自找苦吃」的政策立場，讓外界聯想起文革期間的「上山下鄉」運動。（法新社）先前，曾有一些報道分析，一些城市的藍領工作崗位在疫情後一直處於缺工狀態。年輕人失業，並非是無工可開，部分原因也是因為他們挑工作所致。

對於受過高等教育的新一代知青而言，他們原本寄望通過教育逃避藍領工作，並提高社會地位，但這樣的願望如今看來越來越渺茫。

成長於中國經濟崛起時代的他們，難免感覺自己與中國的經濟繁榮愈來愈疏離。

官方鼓吹「自找苦吃」，或許也有給這些新一代知青一種心理建設的意味：

好日子不再，吃苦的日子將至，別想著挑最舒服的工作，只有吃苦未來才有出路。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親政府的輿論試圖強調如今的「自找苦吃」，和當年的「上山下鄉運動」有別。官媒提及習近平當年下鄉經驗時，也幾乎沒有著墨那是毛澤東文革時代下的產物。

一些分析認為，官方宣傳似乎想以習近平的經歷，帶出只要下鄉找苦吃，鍛鍊意志，從此就能鵬程萬里的信息。

但實情是，當年的文革導致許多人失去受教權，給了一整代知識青年終生難以拭去的傷痕，像習近平這樣能熬過苦難，還在仕途上有所成就的人並非通例。

如今，中國當局鼓勵年輕人「自找苦吃」，但在華麗辭藻包裝下，論述卻相對空泛，沒人知道吃苦或下鄉後究竟能換來什麼，社會的向上流動是否會在那之後實現？

若無法保證吃苦後終會苦盡甘來，那這樣的政治宣傳，恐無助於中國失業青年擺脫前途茫茫，又無路可退的循環。

2022年抗議北京當局清零政策的「白紙運動」，揭示了中國城市中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能給中國共產黨體制帶來不小衝擊。

此時此刻，無法化解年輕人在失業潮下積累的怒氣，還要他們「自找苦吃」，說不定會弄巧成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