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发展还在摸索阶段,而留学英美的新加坡政要已经清楚的看到了未来的机遇和发展。
也就在那个时段,李光耀抓住时机,大力发展以英语为主的教育,这在很多年,都直接为新加坡融入国际社会提供了最便利的语言环境,更直接解决了新加坡国内多种母语存在的现实矛盾。
李光耀能够在新加坡执政五十多年,被新加坡誉为国父的尊荣,就在于他所带领的执政党能够在发展中摒弃偏见,敢于、善于接纳不同层次的不同声音,并在这个过程中更多更好地影响到基层的老百姓,从而找到政党的群众基础和全方位的国家治理。
李光耀执政
李光耀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很大,执政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充满了忧患意识。
从建国开始,他选择沿用英国制度就是充分考虑了改变政治体制可能导致的混乱;而在国家稳定之后,对人才的渴望也是对高速发展的忧患;在政治稳定的时期,力主对新一代领导人的选拔和培养,也是其对政权交接的担忧。
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李光耀就多次提出了培养新的一代领导人,并且明确了层层选拔的具体要求,比如:必须能够应对市场经济的变动;必须能够有发展新工业革命的能力和技术;必须要是忠诚追随新加坡威权政党—行动党主旨思想的;
必须要有发展科技现代化的能力;必须要有适应各个部门的决断和领导能力;最重要的是,要必须要经过选举,要能够接受别人的挑战和在挑战中发动民众的力量,获得平民的认可和支持,以完美应对各种竞争机制。
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以质论价”,高质量的人才一样可以获得高薪资。如果政府官员收入低了,势必就会出现非法敛财或者违法敛财,这样的后果就是出现贪腐和贿赂等社会不正之风。长此以往,就没有人愿意为国家出力,全社会发展就会因人才流失而降低水准。
建国之初出现的贪腐和七十年代出现的离职潮,都是李光耀制定“高薪养廉”政策的重要依据。
新加坡在官员薪资上走了很大一步:参考国内外企业高管的薪资水准,要让政府官员的薪资达到同级别企业管理人员的70%以上。这样的高薪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同类人员薪资水平。
新加坡人口多元化,语言多元化,正是这样微不足道的点,却让李光耀凭借自己通晓多国语言的优势,把新加坡定位成了一个国际服务城市,用精细化的服务和多种语言,让世界各国贸易纷纷涌向新加坡,最终成就了它的国际最大港口城市的地位。
国家安全方面,小地方无法凭借军事抗衡,那只有在大国与大国之间的博弈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对李光耀来说,和所有大国保持亲密的关系和密切的合作,让大国都能够关注东南亚,关注新加坡的话,无论是对其政治、经济和国家安全,都是重要的“生存原则”。
在中美关系跌宕起伏的岁月里,李光耀曾比喻,新加坡就像是一株小草,中美就像两头大象,小草最怕的就是大象打架,大象打架小草遭殃。
他居安思危的儒家思想,也表现在他看待问题的眼光上。在对待两只大象的问题上,他很好地运用着平衡,他承认美国的霸权,也承认中国的崛起。
他一边认为,美国是极具创造力的国家,是世界局势的领导者,是唯一的世界级强权国家。从而使得新加坡获得美国的投资和贸易,还允许美国使用新加坡海运港口。
另一边,李光耀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赞不绝口,称中国如此发展,很快就会赶超美国。并通过华裔的身份,对中国进行投资并分享了中国发展的红利,苏州工业园便是李光耀一手跟进拍板投建的。
在中美关系上,李光耀不选择站边,既友好合作又保持一定的距离。跟世界各国政要都保持良好的私交关系,在各方关系中展开多次友好斡旋。
对东南亚国家之间,他发起东南亚国协,借助国际法以及和大国威慑等力量,积极参与东盟事务,既协调周边关系,又提升了新加坡在国际中的口碑和地位。
李光耀在世时,新加坡凭借其声望和口碑获得了稳健的发展,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是一片向好。
李显龙执政
随着李光耀的去世,李显龙仿佛才正式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并且被很多人误以为新加坡总理是“父传子”模式。
其实,并不是。李光耀和李显龙之间,还有一位执政十几年的吴作栋总理。但在李光耀的光芒之下,无论是李显龙还是吴作栋,都被掩盖了其风华。直到2015年,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去世,在位的李显龙才算真正走进大家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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