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妈妈揭秘：韦东奕式的天才，不需要被治疗

在中国网民的心目中，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韦东奕已然成为一个现象级人物。他屡次登上热搜，并非因为接受媒体采访或经营个人形象，而是因为他长期坚持以极其朴素、近乎克制的方式生活。他常年穿着简单、重复的衣服，出行靠步行和公共运输，几乎不使用手机，对金钱与消费完全没有兴趣，甚至被称为“与现代社会断联的人”。

图源：维基百科

他是谁？从沉默天才到社交迷雾

许多网友被他手中那瓶矿泉水和一个馒头所震撼，更被他那口长期未治疗的牙齿、明显偏瘦的身形，以及不修边幅、毫无修饰的外貌所吸引——或者说，所困惑。他与这个时代主流价值观的割裂感，仿佛不是“另类”，而是来自另一种人类文明的注脚。

他被尊称为“韦神”，有人膜拜、有人模仿，也有人满心心疼。有人说他是“当代陶渊明”，也有人称他为“现代版的阿Q”，甚至有人呼吁国家能为他提供更好的照顾。然而，在这些热议的浪潮背后，一个更深刻、却常常被忽视的视角悄然浮现：韦东奕，或许正是典型的2E个体，是在一个尚未真正理解“神经多样性”的社会中孤独长大的成年人的缩影。

什么是2E与神经多样性？

所谓2E，是“Twice Exceptional”的缩写，意为“双重特殊”。最早由美国研究天才儿童的教育心理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用以描述那些既拥有超常智力，又面临学习、社交或行为障碍的个体。它强调“天赋”与“挑战”的共存，打破了“聪明就没有困难”的刻板印象。

2E个体往往在某些领域拥有远超常人的才能，如数学、音乐、语言或艺术；但与此同时，也常常伴随着神经发展的挑战，包括但不限于：

• 自闭症谱系障碍（ASD）

• 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

• 学习障碍

• 情绪调节困难

• 高度敏感人格（HSP）

这些挑战并非疾病，而是大脑神经网络的一种天然变异。在神经多元化（Neurodiversity）框架中，这些“不同”被视为自然存在的人类差异，值得被接纳而非矫正。正如史丹福大学精神病学教授 Lawrence Fung 所指出的：“神经多样性代表了大脑运作方式的正常变异，而非病态。”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概念在中文世界尚未被广泛采纳与传播，许多教育与社会系统依然以“缺陷”或“障碍”来评判这些孩子与成年人。希望这篇文章，能够作为推动理解与认知变革的一个起点，为华语世界提供一个看见2E、理解2E的窗口。

2E个体是神经多元谱系中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群人。因为他们的“聪明”常掩盖了“困难”，外界只看得见他们的光，却看不见他们背后的挣扎。

超常智力下的执行困境

韦东奕正是这样一位集“天赋”与“脆弱”于一身的代表。据坊间推测，他的智商可能超过160——远高于普通人的平均水平（通常在90至110之间）。这类高认知潜能的个体，其大脑在处理抽象信息、模式识别和逻辑推理方面具备非凡优势，但同时也可能因神经系统的异质性而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结构性困难。他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去理解2E这个群体的真实样貌。

刻板行为与感官世界

韦东奕拥有令人敬畏的数学天赋，但他的生活状态却常被旁人贴上“邋遢”“单一”“古怪”的标签。例如，有网友观察到他几乎每天在食堂点的都是相同的饭菜。这种近乎仪式化、缺乏变化的行为模式，在ASD个体中被称为“刻板行为”——它是他们自我安抚、维持秩序感的重要方式。

还有人用悲悯的语气称他“患有亚斯伯格综合征”，并祝他“早日治好”。这其实反映了公众对神经多元概念的巨大误解：首先，亚斯伯格并不是“病”，而是大脑功能运作的差异；其次，自2013年起，“亚斯伯格”已被医学界统一纳入ASD范畴。因此，根本不存在“治愈”不“治愈”的问题——我们该做的不是“改变他”，而是理解他。

从牙医预约到生活自理：更难的那部分

人们常常疑惑：一个可以解决复杂数学问题的人，为什么连牙齿出了问题都不去看医生？事实上，这种“生活照顾的失能”，在2E个体中并不罕见。这是执行功能障碍的体现。他们可能知道“应该去看牙医”，却无法启动行动机制，完成预约、请假、沟通、应对陌生环境等多个步骤。对他们来说，这些比解一道数学题还难。

他们也可能更能忍受身体痛苦，却无法承受面对他人、不确定过程或社交互动带来的情绪焦虑。此外，长期处于被误解或忽视的状态，也让他们习惯“独自处理一切”，对求助产生本能抗拒。这不是他们不想照顾自己，而是他们从未被教会如何跨出那一步。

社交不是拒绝，是过载

对很多2E个体而言，尤其是同时具有ASD特质的人来说，人际互动是一件比解数学题更困难的事情。他们并不是不要朋友，而是不知道如何开始、维持、退出一段社交。他们的大脑处理社交信息的方式不同，信息过载、语境解读困难，都会导致他们社交焦虑甚至社交退缩。有时候，独处不是冷漠，而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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