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说Milo dinosaur还是在孙燕姿新加坡的演唱会上。
(图片来自网络)
蔡健雅录了一段视频,说自己很喜欢和孙燕姿一起喝Milo dinosaur。我当时心里疑惑了一下,美禄恐龙?听上去很有意思,改天得去试试。
演唱会像是一道隐秘入口,打开了我对南洋文化的诸多“彩蛋”的好奇和探索。
比如Milo。在新加坡生活久一点,去的kopitiam(当地的咖啡店)多了,我发现kopitiam的饮品,几乎是一个三足鼎立的天下: Kopi(咖啡)系、Teh(茶)系和Milo系。
Kopi阵营代表实用主义,浓烈、提神,是上班族的清晨救星;
Teh阵营多了几分轻柔,像是英殖民时期下的生活延伸;
而Milo阵营,就像是情感的中间地带——冷热皆宜,本地的大人小孩都能接受,它像是安全的选择,也是一种“默认的温柔”。
而更有趣的是,Milo并不满足于在饮品菜单上做个“正常项”。它还常常“化身”为各种创意角色:Milo Dinosaur(在冰Milo上再堆一层Milo粉)、 “虎咬狮”(Milo+咖啡)。
这个绿色铁罐子里的粉末,像是得到了所有人的偏爱,大家对它的创作热情很高涨,想像力也很丰富。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被Milo+的“统治力”震撼,是在超市看到整整一排Milo货架。
它不靠声音、不靠促销,而是靠一种令人无法忽视的绿色铺陈。那是介于草地与军装之间的色调,不张扬,但极具力量感。
绿底包装横贯各类规格:瓶装、袋装、即溶、谷物混合,甚至还有Milo奥利奥,仿佛是一种低调却压倒性的视觉征服。
绿色,从来不是偶然的选择。在品牌识别上,Milo 的绿色象征着能量、自然、健康,也隐约与其“儿童营养”“体育精神”挂钩。
它避开了红色的激进与蓝色的中立,选择了更靠近热带环境、植物意象与学校操场的色系。这种色彩定位,使得 Milo 无论是在城市便利店,还是在乡村杂货铺,都具备了极高的可识别性与文化穿透力。
更关键的是,这片绿色不只是颜色,它是一种信任的视觉提示。当你还没决定喝什么时,它已经用颜色提醒你:“我一直都在。”
走出超市,在马来西亚的嘛嘛档(Mamak stall),茶冰室和新加坡的小贩中心里,Milo的存在也是理所当然。不需要标明,就像水、电、Wi-Fi一样,是“基础设施”。
更有趣的是,它在语言上的“隐身术”。
我看到过新加坡作者何华写的文章里说,因为Milo的罐子上总是印着踢足球的图案,被福建话称作“Tak Kiu”(踢球)。所以在kopitiam点一杯“踢球”,其实就是在点Milo。
(图片来自milo官网)
这种语言的趣味性与饮品本身的亲切感融合得天衣无缝,浑然天成。
于是Milo在新马两国是一种“国民饮料”的说法在我的生活里也逐渐展开了具象化的画卷。
所以,有一个好奇在我心里升起:为什么Milo可以成为新马两地的国民性饮品呢?
十多年工作中经历中时不时要做的市场调研的DNA在此刻动了起来。
Milo 最初并不是诞生于热带,也不是为赤道天气调配的。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34年澳大利亚雪梨的皇家复活节展。当时,经济大萧条带来普遍营养不良,雀巢旗下的化学工程师 Thomas Mayne 为了解决儿童热量不足的问题,发明了这款含麦芽、可可与牛奶的粉状饮料,并取名为“Milo Tonic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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