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客机失事104人丧生，机长被指控为凶嫌，法官判决：无罪

与此同时，胜安航空还将打捞出的客机残骸运往西爪哇的一个机库进行重新组装，以便让调查专家从另一个途径查找客机坠毁的原因。

可是从美国传来的消息令人沮丧和失望，因为当专家们企图对黑匣子数据进行分析的时候吃惊地发现，座舱通话记录器（CVR）所有时段录音正常，偏偏没有飞机坠毁的8分钟内的录音，原因是黑匣子莫名其妙地停止了工作。

无独有偶，飞行数据记录器（FDR） 也在客机坠毁前的两分钟不再工作。

一般来说，飞机黑匣子是不会停止工作的，类似事情在民航史上鲜有发生。

即使偶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总不会两个黑匣子先后都停止工作，这样的概率就像芝麻掉进针眼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巧合，现实中很难出现。

因此，美方调查人员把调查矛头指向了185航班的机长朱卫民。

朱卫民是个“老司机”，在来到胜安航空之前，曾经在新加坡空军服役多年，有着16年驾龄。

而且朱为民在部队表现突出，曾经被选入空军精英部队，专门表演特技飞行。

1992年，朱卫民从空军退役，加入新加坡胜安航空公司，由于其技术精湛，深受高层赏识，不久便被提升为机长，还担任了飞行员教练。

客观地说，朱为民的前程灿烂辉煌，他没有理由制造空难。

可是美国调查人员的怀疑并非凭空猜想，他们的证据有3个。

当年4月13日，朱为民在印尼万鸦老机场降落时出状况，却没有向公司呈报。

6月，他在准备飞往雅加达时，因为和塔台指挥中心的沟通发生了一点误会，竟然关闭了飞机座舱录音器。

后来他因两起事件被公司剥夺了他飞行航线指导员的资格 ，只保留了机长的职务。

11月，他因飞机引擎推冲力不足，折返机场，并违反规定做了超重降陆，并且在事后没有汇报，因此再次受到公司的警告。

随着调查深入，出现了更多对朱为民不利的证据。

朱卫民的个人操守显然没有太多问题，而且跟太太感情很好，也很有责任感，但是朱卫民却对投资情有独钟，对股票、房地产非常感兴趣，长期涉足其中，受益匪浅。

而且调查人员发现，朱卫民在出事之前几个月里股票交易一直在赔钱，因为当年7月起，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开始爆发，股市低迷，绝大多数股民都赔得血本无归。

朱为民也不例外，几笔交易就赔了100多万美元。

调查人员查阅了朱为民的账户发现，在空难发生前，他的股票账户还曾经被暂时冻结。

最为诡异的是，他的同事反映，朱为民在空难前几天还买了多份意外保险，保额高达300万美元，保单生效日就是空难当天。

因此，调查组认为机长朱为民因炒股投资失利，个人经济举步维艰，因此精神压力太大，不堪重负，导致了精神崩溃，只好选择制造空难寻求解脱，家人也可以获得巨额赔偿，摆脱经济危机。

此举如果被航空公司发觉，保险公司就会坚决拒绝赔付，于是，朱为民就选择在185航班坠毁前关掉黑匣子，以掩盖自己的阴谋。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结论被媒体爆出后，印尼的调查人员和新加坡胜安航空公司百口莫辩。

如果美方的结论被证实，空难的性质就发生改变，航空公司将会承担连带责任，面临巨额赔偿。

他们当然不认同美国人的调查结论，但是一时也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来推翻美方的结论。

而且空管方面获得的材料似乎也证实了美方调查人员的推断：雷达资料，显示飞机在坠毁前曾经出现向右转侧倾后螺旋俯冲，即机翼副翼相向方向展开让飞机偏转，然后尾翼升降舵向下俯冲。

这种情况在民航客机上很少出现，只有在轰炸机投弹时才会采用这种姿势。

做出偏转动作后俯冲，能够起到加快俯冲速度的作用，只有空军飞行员才会熟悉这个动作。

印尼和新加坡方面对上述推理持有异议：朱卫民是一个有妻子、儿女和父亲的人， 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朱为民的同事加纳巴迪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说朱为民是个有责任心的人，对工作非常投入认真。

在12月11日，朱卫民曾找他谈警告信的事，曾经亲自承认没有呈报超重降陆是自己的错。朱卫民辩解说，自己在飞机降落后，曾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指引搭客转搭其他班机、与工程师以及维修员联系讨论飞机引擎的问题。

但是坠机事件遇难者家属显然受到了美方调查小组结论的影响，部分遇难者家属怀疑这次空难是人为的，并且对胜安航空公司提起诉讼。

法庭上，控辩双方唇枪舌剑，对坠机是人为还是机械故障，进行了激烈交锋。

辩方说，如果真的是机长制造空难，副驾驶绝不会袖手旁观，要出面阻止，即使出于求生欲，也不会放任空难发生。

胜安空难诉讼案诉讼方律师巴斯顿说，如果机长故意制造空难，副驾驶基本上无能为力。

他们接受过很多训练，唯独没有接受过机长蓄意撞毁飞机的训练，对突如其来的意外没有思想准备，有一个反应过程，等他明白过来了，一切为时已晚。

专业证人说，如果自己是副驾驶，当他发现机长把飞机往地面开，自己肯定会反应不过来，要发呆上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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