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还说,如果机师不断按动水平尾翼配平控制器,即使副机师以升降器应对,很难挽回飞机的下坠之势。
辩方律师骆维明在盘问巴斯顿时指出,由于巴斯顿对MI185如何坠落所作的推测,是依据雷达数据做出,但是这些雷达数据技术性很强,不足以证明巴斯顿的立论,所以说MI185是被机师蓄意撞毁的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
巴斯顿则拿出有力证据进行反驳:MI185下坠的角度是水平线下56度。他认为飞机倾斜至这样的程度,除了人为,别无其它解释,惯性坠落达不到这个角度。
2001年,这场马拉松式的诉讼案以罹难家属上诉被驳回画上了句号,这意味着每名罹难者的家属,只能根据国际航空协议“华沙公约”,获得7万5000美元赔偿,不能向胜安要求更高赔偿。
大法官在判词中说,没有证据可以断定空难的起因或是显示有人蓄意撞毁飞机。
法庭也无法从有限的呈堂证据和事实中肯定空难是机师朱卫民和副机师的蓄意或鲁莽行为导致的。
大法官指出,没有人能够了解事发前机师所面对的情况,因此“很难体会机师当时所作的决定,以及每项决定所将冒的险。”
大法官也说,机师朱卫民和副机师邓肯在空难发生前举止正常,但是法庭是讲证据的,不能因为朱卫民之前曾三次违反纪律,就作出这次有罪推定。
此案虽然尘埃落定,但是空难真相依旧扑朔迷离,到底是人为还是机械故障,没有定论。
从法律的角度讲,法官的判决并非证明朱为民一点错都没有,大家怎样去合理推理是没有用的,没有足够的基础证据,无法证明他是空难事件的制造者。
黑匣子是人为关闭这种状况,除非是副驾驶幸免于难,亲口做出了朱为民是人为控制才导致坠机的证明。可是185号航班上所有的乘员包括机组人员都不幸遇难,此案死无对证,成了民航史上一个罕见的悬案。
5年之后,同样的事故在日本上演。
日航351航班发生坠机事故,机长蓄意坠机,副驾驶制止,可是没有成功,所幸的是,是飞机尾部先接触的水面,机上三分之二的乘员幸存,包括副驾驶。这才坐实了机长的罪名。
最后机长却因为被判定为是精神疾病患者而免于刑事处罚,逍遥法外。
可见,飞机驾驶员的心理健康和精神状况,确实是民航方面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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