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的野菜随便采？　越来越多新加坡人爱上了野外觅食材

在魔鬼岛（Pulau Hantu）退潮时可以觅食蛤蜊。（海峡时报）

作者 侯佩瑜

在新加坡用不着野外求生，到处都有24小时的超级市场、便利店，为何会有新加坡人喜欢上野外觅食（foraging）呢？

再来，不是说“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草地上的蘑菇都有毒”，在高度城市化的新加坡觅食会不会困难重重？

觅食指的是采集有用的动植物作为食物、药物甚至是艺术材料，这种远古时代野人的生活方式，竟在新加坡悄然复兴，尽管它仍然只是一种小众的兴趣爱好。

其实，在新加坡各地常见的草地、路边的树木和沙滩上，可食用的生物繁盛，只是大多数人没注意到，只有识货者才知道“遍地黄金”。

觅食向导、也是永耕设计师公司CarbonInQ创办人杨柏源说，

尽管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觅食课程，竞争更加激烈，不过疫情过后，他的觅食班报名人数仍然增加了一倍。

39岁杨柏源从小常协助母亲照顾花草，大学毕业后在国家公园局从事道路景观工作，照顾树木。

后来，他到菲律宾农场当了八个月义工，回新后加入Edible Garden City当城市农夫，2014年创办社企Carbon InQ，除了用可食植物为客户造景，也教授自然教育。

杨柏源的上课地点，通常会在报读觅食课程学生住家附近，因为他想传达一个信息：食物近在眼前，就生长在家门外，在你的“嘴边”。

因此，他会带白领客户到办公大楼外的草地上或带一群学生在校园里“上课”。

他告诉《海峡时报》：

“杂草是最令学生着迷的，因为大家能认出它们，并说讨厌它们，但当他们知道这些所谓的杂草可以食用且对身体有益，或能用来愈合伤口时，他们顿时变得很兴奋。”

另一名觅食向导 Esmonde Luo（36岁）也说，

越来越多的不同群体（厨师、学生和办公室职员）邀请他开办80元一次的觅食课程。

Esmonde Luo正在进行城市觅食课程的讲解。Esmonde无师自通，自学各种野花野草。（Esmonde Luo）

两位向导皆认为，新加坡城市觅食的兴起，源于对食品安全的担忧。疫情暴露了供应链的脆弱性，成功地吓到人们，让大家开始对永续生活有兴趣，尝试在新加坡本土认识和寻找可食用植物。

但是，对“储藏室空无一物”的恐惧只唤醒了觅食者在野外觅食的欲望，这并没有转化为觅食者饮食的任何重大变化。向导估计，这些去上课的人，每天进食的食物不超过10%是通过觅食而来。

哪些野菜野花是可以食用的？

杨柏源也自费写了一本英文书：“101 Edible Plants——A guide to designing foodscapes in Singapore”（101种可食植物——在新加坡设计食事风景的指南），借此鼓励更多人尝试栽种和食用新加坡本地植物。

他说，这个大自然“菜市场”并不是很稀有的，譬如马来人本来就有觅食的习惯，会采摘Ulam（马来人的生菜沙拉统称），华人则偏爱采摘中草药猫须草（Cat's whisker）。

猫须草——又名肾茶。在某些东南亚地区被用作草药饮料，也称“爪哇茶”。民间传统医学以之调理尿结石、糖尿病和高血压。不过中医认为，有肾脏问题者须谨慎食用，因在实验的动物中发现猫须草可稍提高肾脏功能酶，造成轻微肾损伤。（联合晚报）

杨柏源最爱的是紫花酢浆草（Lavender Sorrel）、野胡椒以及小叶冷水花（gunpowder plant），因为这些都是新加坡随处可见、生命力很顽强，含有益健康的植化素的植物。

觅食向导Esmonde则以野外采摘的罗比梅（Rukam Masam）酿了一瓶梅酒，据他描述味道就像日本传统梅酒umeshu。

红蚂蚁来自缅甸的女佣也会经常指著野草、野果、兴奋地告诉我们，这些植物的药用有多好、味道多美味。

譬如以下的崩大碗（Pegaga）。

崩大碗（Pegaga）。（红蚂蚁提供）

崩大碗性寒凉，广东人喜欢用来煲凉茶降火消暑。不过红蚂蚁的女佣喜欢直接当作沙拉食用。

未完待续,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