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社会,唯才是用可以异化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而不再是减少不平等的措施。
上个月底的华文大比拼,一所邻里男校以黑马姿态拿下总冠军!被这所圣加俾尔中学打败的,包括莱佛士女中和南洋女中(不是说女生语文天分要更强一些些吗?)还有来头也不小的华侨中学。
邻里学校圣加俾尔中学在今年的全国华文大比拼一路过关斩将,打败莱佛士女中和南洋女中等拿下总冠军。(档案照片)
因为是不小的冷门,也就上了《联合早报》的封面,以示鼓励。我后来想,同事中,应该有不少上述三所名校的校友,但圣加俾尔?很希望若干年后,也会有它华文很厉害的毕业生,读完大学后来报馆报到。
说到邻里学校的奇迹,约两个星期前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学生名叫庄育文,来自北烁,奇特之处是他念小一时,就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停学了整整九年!但在北烁抓到重拾课本的机会后,一路发力,先去了工教院,再完成理工院课程,如今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国立教育学院录取,准备将来当教师。
我跟编辑同事说,求学路上被按下九年的暂停键,换成是你我,大概从此完蛋,但他凭著过人的资质和意志力,竟然办到了。最后,我们把他的照片放大,在“九年……”云云的标题之外,补了一个致敬式的引题:一场不可思议的赶超。
当然,这个月更大的邻里学校成功故事,主角非新总理黄循财莫属了。
这个总理和我有点像
在第四代团队中,他是出身较平民化的其中一位,没有家庭政治背景或启蒙,成长经历和很多普通人没有两样。当中的另一位是陈振声,但起码是在莱佛士书院受的教育。无论如何,他们的成就,都特别具有启发和鼓舞的力量。
黄循财从小到大住马林百列组屋,上区内的幼稚园,小学就近读海格男校(现丹绒加东小学)、丹绒加东工艺中学(现丹绒加东中学)。《经济学人》问他非名校出身,是否让更多平民感到亲切,他说:“我的背景就是这样,如果这让新加坡人更能产生共鸣,那挺不错。”当然他不忘强调,国人会更在意他能否交出漂亮的治理成绩单。
早报记者早前还报道过他的一则童年往事:家里进了贼,警察抓不到人,母亲便带着他找地方上的黑老大,看能不能帮忙揪出干案者。毕业后职涯的初期,他只是贸工部的一名经济师,据他说,自己甚至没被选中成为行政服务官员,也就是不在“快车道”上。在私领域,他也经历过失败的婚姻。总之,成长、学习和工作,和很多人的轨迹相似,虽然不是最底层,但绝不是富二代或政二代。
必须说,处在一个开始有着反精英的冲动,或多少有仇富苗头的年代,在政治上,出身平凡者,反而比较容易被民众视为“我们的人”,然后被接纳。当然,不是说平民背景者从政,就一定更有同理心,更接地气;反之,来自政治世家,也不一定不能苦民所苦。不是的。只是说对于前者,民众会认为他的出身跟自己没什么差别,他能成功,靠的一定是真本事、好头脑,而且有过奋斗,得克服重重难关,因此很自然会心生多一些钦佩和信任感。
当然,这仅仅是民众的第一印象分,黄循财最终能被同侪推举,认可的相信还有他的沉稳、无私、聪明、能思考与分析、有大局观能决断,以及善于沟通和有亲和力等等素质的总和。
究竟上述的圣加俾尔、北烁的奇迹,还有新任总理,是偶然的个案,可遇不可求,还是社会流动性的证明——只要有天分加上肯努力,就不会被埋没?又或者还是可以在代表性上挑毛病,比如说按阶层的人数分布,内阁里的黄循财、陈振声们,理应占比更多?也可能,这里头有个时间差,即在他们成长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个人条件还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逆袭成为可能。不过这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父母加入到赛场,规则的公平性被削弱,机会的窗口已然变小,未来的5G、6G,很难再有邻里学校出总理这样的事了?
补习国度里的不公平竞争规则
这肯定是一场进行中的、见仁见智的辩论。国务资政李显龙(还有点不习惯这么称呼)在今年五一劳动节集会上的演说中,有很精彩的一段,可以作为“正方”的总结陈词。他说,我们不像一些国家,出现阶级化的情况,住家的邮区号码,并不会决定个人的命运,因为“每一所学校都是好学校”是客观事实,包括邻里学校,它们都提供特别的选修课程,涵盖音乐、舞蹈、体育和机器人技术等等。
“全岛都有好学校,人们无论住在执政党选区、反对党选区、政府组屋还是私宅,都没有差别。只要有才华,就能得到提升;无论具备什么才华,都会得到机会。”
但一些人显然没那么乐观。这个“反方”,不妨以南大副教授张优远为代表。她在几年前出版的《不平等的样貌》研究著作里,探讨了代际贫困和社会不平等现象,认为教育已发挥不了“唯才是用”(meritocracy)的效用。她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是:“补习中心和增益班无处不在,在一个接触面和才智提早开发就能得到奖励的体系中,一些孩子由于阶级优势,占尽了便宜,他们在大门打开的那一刻,就能往前直冲了”。但她认为这些孩子其实没有比别人更优秀,也不应该如此获益。她甚至认为,不只是教育,整个体制的奖励和分配都必须做出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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