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底的華文大比拼，一所鄰里男校以黑馬姿態拿下總冠軍！被這所聖加俾爾中學打敗的，包括萊佛士女中和南洋女中（不是說女生語文天分要更強一些些嗎？）還有來頭也不小的華僑中學。
鄰里學校聖加俾爾中學在今年的全國華文大比拼一路過關斬將，打敗萊佛士女中和南洋女中等拿下總冠軍。（檔案照片）
因為是不小的冷門，也就上了《聯合早報》的封面，以示鼓勵。我後來想，同事中，應該有不少上述三所名校的校友，但聖加俾爾？很希望若干年後，也會有它華文很厲害的畢業生，讀完大學後來報館報到。
說到鄰里學校的奇蹟，約兩個星期前還有一個讓我印象深刻。學生名叫莊育文，來自北爍，奇特之處是他念小一時，就因為家庭經濟狀況，停學了整整九年！但在北爍抓到重拾課本的機會後，一路發力，先去了工教院，再完成理工院課程，如今以優異成績畢業，被國立教育學院錄取，準備將來當教師。
我跟編輯同事說，求學路上被按下九年的暫停鍵，換成是你我，大概從此完蛋，但他憑著過人的資質和意志力，竟然辦到了。最後，我們把他的照片放大，在「九年……」云云的標題之外，補了一個致敬式的引題：一場不可思議的趕超。
當然，這個月更大的鄰里學校成功故事，主角非新總理黃循財莫屬了。
這個總理和我有點像
在第四代團隊中，他是出身較平民化的其中一位，沒有家庭政治背景或啟蒙，成長經歷和很多普通人沒有兩樣。當中的另一位是陳振聲，但起碼是在萊佛士書院受的教育。無論如何，他們的成就，都特別具有啟發和鼓舞的力量。
黃循財從小到大住馬林百列組屋，上區內的幼稚園，小學就近讀海格男校（現丹絨加東小學）、丹絨加東工藝中學（現丹絨加東中學）。《經濟學人》問他非名校出身，是否讓更多平民感到親切，他說：「我的背景就是這樣，如果這讓新加坡人更能產生共鳴，那挺不錯。」當然他不忘強調，國人會更在意他能否交出漂亮的治理成績單。
早報記者早前還報道過他的一則童年往事：家裡進了賊，警察抓不到人，母親便帶著他找地方上的黑老大，看能不能幫忙揪出干案者。畢業後職涯的初期，他只是貿工部的一名經濟師，據他說，自己甚至沒被選中成為行政服務官員，也就是不在「快車道」上。在私領域，他也經歷過失敗的婚姻。總之，成長、學習和工作，和很多人的軌跡相似，雖然不是最底層，但絕不是富二代或政二代。
必須說，處在一個開始有著反精英的衝動，或多少有仇富苗頭的年代，在政治上，出身平凡者，反而比較容易被民眾視為「我們的人」，然後被接納。當然，不是說平民背景者從政，就一定更有同理心，更接地氣；反之，來自政治世家，也不一定不能苦民所苦。不是的。只是說對於前者，民眾會認為他的出身跟自己沒什麼差別，他能成功，靠的一定是真本事、好頭腦，而且有過奮鬥，得克服重重難關，因此很自然會心生多一些欽佩和信任感。
當然，這僅僅是民眾的第一印象分，黃循財最終能被同儕推舉，認可的相信還有他的沉穩、無私、聰明、能思考與分析、有大局觀能決斷，以及善於溝通和有親和力等等素質的總和。
究竟上述的聖加俾爾、北爍的奇蹟，還有新任總理，是偶然的個案，可遇不可求，還是社會流動性的證明——只要有天分加上肯努力，就不會被埋沒？又或者還是可以在代表性上挑毛病，比如說按階層的人數分布，內閣里的黃循財、陳振聲們，理應占比更多？也可能，這裡頭有個時間差，即在他們成長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個人條件還能起到決定性作用，因此逆襲成為可能。不過這之後，隨著越來越多父母加入到賽場，規則的公平性被削弱，機會的窗口已然變小，未來的5G、6G，很難再有鄰里學校出總理這樣的事了？
補習國度里的不公平競爭規則
這肯定是一場進行中的、見仁見智的辯論。國務資政李顯龍（還有點不習慣這麼稱呼）在今年五一勞動節集會上的演說中，有很精彩的一段，可以作為「正方」的總結陳詞。他說，我們不像一些國家，出現階級化的情況，住家的郵區號碼，並不會決定個人的命運，因為「每一所學校都是好學校」是客觀事實，包括鄰里學校，它們都提供特別的選修課程，涵蓋音樂、舞蹈、體育和機器人技術等等。
「全島都有好學校，人們無論住在執政黨選區、反對黨選區、政府組屋還是私宅，都沒有差別。只要有才華，就能得到提升；無論具備什麼才華，都會得到機會。」
但一些人顯然沒那麼樂觀。這個「反方」，不妨以南大副教授張優遠為代表。她在幾年前出版的《不平等的樣貌》研究著作里，探討了代際貧困和社會不平等現象，認為教育已發揮不了「唯才是用」（meritocracy）的效用。她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話是：「補習中心和增益班無處不在，在一個接觸面和才智提早開發就能得到獎勵的體系中，一些孩子由於階級優勢，占盡了便宜，他們在大門打開的那一刻，就能往前直衝了」。但她認為這些孩子其實沒有比別人更優秀，也不應該如此獲益。她甚至認為，不只是教育，整個體制的獎勵和分配都必須做出變革。
階層是否正在固化，或者存不存在結構性問題，有的話如何修復，都是大哉問，坦白說我給不出確切答案，而是寧可相信，我們的處境一定在兩者之間。弱勢家庭的子弟如果肯拼，還是會有出頭天，但也必須看到，財富和所謂的「社會資本」，也讓競爭變得不公平。比如在我們這個「補習國度」，有著幾百上千家補習中心，收費少就一起補，收費多就一對一，能給更多就能請來名師專門傳授最刁鑽考題的解答技巧，以求考個滿分成績。不久前甚至讀到新聞，說市場上已出現「輔導班」，教學生怎麼應對法學院或醫學院面試官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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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page}天下父母心，但凡有點盈餘，都會給孩子最好的教育支持，這點無可厚非。刻意拉平做不到，做到了也多數流於表面，因為優勢方方面面而且多是潛藏著的。但這不等於說，就應該放任不管。至少我認為，有三方面必須做，或已經潤物細無聲在做了。
首先，是儘量別讓弱勢者落後太多，或在起跑線上就輸掉了。像政府近些年對平民化的學前教育加大撥款、修改小學報名制度、把比較有貴族色彩的英華小學，從巴克路搬到登加新鎮，我覺得都是往公平一些的方向在努力。類似英華的搬家計劃，說不定下來還會接二連三發生？
值得一提的，還有各個自助團體的補習班，例如華助會，他們的關注點顯然不止於把學生的分數從C拉到B，或從B拉到A，而是會通過活動，想方設法擴大學生的眼界，補強他們的信心和心智韌性，甚至把他們的父母，也納入關懷和扶持的整個配套中。我認為這條路子是對的，也是和商業補習業者在價值主張上的最大區分。
成功定義可以很多 不是每個人都想去羅馬
第二，是4G團隊不時強調的：拓寬成功的定義，進而給予合理報酬。當中又有兩個思路，即做到條條大路通羅馬，而不是路徑只有一條，走不通，就把人淘汰掉。再來是，誰說就得去到羅馬，才是最好的風景，才算是人生事業的成功？
因為有了這些認知，知道孩子有不同的資質、興趣和志向，學校的類別也多了，包括體育學校、音樂學校、科學學校，當然還有直通車、特選、工教院等等等，學生再也不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那些趕不上的，不必太擔心「一考定終身」魔咒；走錯方向的，整個體系允許你繞一點遠路，最後到達你自己的羅馬。另外就是逐步把分流的標籤拿掉，設法讓每個班的學生背景更多元。這些都是積極的改變，並且還沒來到終點。
我始終相信，教育仍是一個最大的平衡器（leveller），做對了，可以推進社會流動，製造出未來的「黃循財」；失靈的後果，輕則讓精英主義有機會滋長，重則使到權貴可以不斷「世襲」，而貧弱者永遠翻不了身。這正是「反方同學」所擔憂的。
最後，是持續做大經濟蛋糕，增加優渥工作的絕對數量，這一來可以把更多國人吸納進來，二來國家也才有足夠收入可以再分配。像建國初期窮困時，教育資源匱乏，各年級學額就這麼多，雖然沒有虎爸虎媽和補習，也感受不到任何讀書壓力和內卷，但因為淘汰率太高，競爭其實更為殘酷。
借用總統尚達曼的「電動扶梯論」，大家高低位置不一樣，但都是在向上流動，皆大歡喜。反之，經濟搞砸了，用池塘縮水來比喻，強大的魚沒事，但一些弱的會特別辛苦，而就算是池裡的大魚，到了國際舞台，也會被人家大池塘里的小魚比下去。
英國已故社會學家麥可·楊（Michael Young）在1958年出版的《精英統治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中，描述了一個反烏托邦社會，奉行唯才是用原則，推崇智商和努力（其實藉以諷刺英國當時的中學分流制度。是的，分流！）形成精英統治著被剝奪了權利的下層民眾的格局，敘述最後以2034年「民粹主義者」對精英的反抗告終。顯然，如同書名所示，在一些社會，唯才是用可以異化為社會不平等的根源，而不再是減少不平等的措施。
Meritocracy，我們常翻譯為「唯才是用/是舉」，刻意避開「精英主義」。兩者的差異性或關係可以這樣理解：前者如果守不住或者變色了，不小心就會滑向精英主義，進而階層出現固化，各個領域腐敗、跋扈和讓人討厭的「趙家人」越來越多，最終引來民粹主義的怒火。
2016年特朗普當上美國總統，以及後來英國的詹森和法拉奇等民粹主義政客的崛起，多少都有這樣的社會背景。有人因此說《精英》一書作者有先見之明，而且現實的成真比所預言的還要早。
總之對為政者來說，社會流動性，國之大事，不可不察也。
（作者是《聯合早報》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