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后七月歌台淡静街边搭台转室内 分析:成本涨人手缺空地少

2024-09-02     静姝     10706

疫后七月歌台淡静街边搭台转室内 分析:成本涨人手缺空地少

疫后的七月歌台陷入淡静,全岛大约1500个中元会办喊标宴,只有约一成办歌台助兴。《联合早报》采访各方后发现,中元会已出现疫后复苏迹象,但面对成本高涨、青黄不接、组屋区空地减少等挑战,被迫减少在街边搭歌台,不少中元喊标宴转入室内冷气餐馆或会馆。

组屋区旁大草地排排坐,邻里街坊齐看七月歌台,曾经熟悉的情景,似乎逐渐变得陌生。

在2020年冠病疫情来袭前,农历七月歌台曾创下一个月500场的辉煌纪录,包括超过300场现场乐队伴奏歌台、200多场卡拉Ok伴唱歌台,这幅繁华景象似乎渐渐褪色。

过去,每逢农历七月十五(今年落在8月18日)中元节前后的高峰期,全岛各角落搭建街头舞台,每晚上演十多场免费民间演唱会,民众陶醉于夹杂方言的歌舞秀、脱口秀和变装秀,重现昔日甘榜全村齐聚一堂的温热喧哗。

2020年和2021年冠病疫情来袭,限制群聚,无论实体歌台、喊标宴和街戏都暂停。2022年疫后开放至今,实体歌台逐步恢复,但不复昔日辉煌,根据见报资讯统计,今年七月歌台约130场。

中元会缺钱也缺人

歌台减少最主要的因素,是承办歌台的中元会缺钱也缺人。中元会是可由任何社团、行业、住宅区、庙宇、工厂或商场成立的民间组织,无须向官方注册,但办公共集会或募款都须向当局申请准证。

中元会主要收入来源是在七月举办的年度喊标宴,让公众竞标象征祝福的福物,将资金用作未来一年办祭祀、宴会、慈善和歌台的经费。

在疫情冲击下,不少中元会悄然解散,喊标宴所得剧减,为了开源节流,歌台往往成了被迫割爱的选项。

综合各方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高峰期,全岛有3000多个中元会在七月办喊标宴,在疫情前缩减到2000个,疫情再冲击下去年减半至约1000个。有36年资历的喊标人林清河(64岁)为本报估计,今年约1500个中元会办喊标宴,出现复苏迹象。他与约十人团队今年七月主持77场喊标宴,比去年多15场,但远不如约160场的最高纪录。

不过,喊标宴的成本在疫后高涨。林清河说,包括宴席、福物、搭棚、祭祀用品,价格都几乎翻倍,二三十桌的小场成本需三四万元,人数多的大场成本10万元起跳,以平均每场5万元保守估计,七月这项活动的经济规模超过7000万元。

喊标宴上得标者抱走福物后,最迟只须在隔年七月之前还钱,一般约半数得标者会当场付账。但就算不还钱,也无须担负法律责任,一切基于承诺和信任。

疫后许多中元会收不到喊标宴余款

疫情后,许多中元会收不到喊标宴的余款,加上青黄不接等问题,导致难以为继。

其中一个例子是在裕廊港路办了46年歌台的裕廊工业服务中心中元会,负责人郑丰亮(77岁,修车行老板)说,去年喊标费有一成收不回,在这同时筹办成本涨一倍,加上中元会工作人手不足,他出动10多名员工卖力帮忙办酒席、拜拜和8月10日的万元歌台,最终他个人得出近5000元,倒贴不敷的缺口。

虽然郑丰亮极为不舍得,但这个1977年成立的中元会宣告解散,明年不再办活动和歌台。

另一边厢,兀兰美嘉中元会今年首次办歌台,请到“歌台一姐”刘玲玲主持。歌台8月29日在兀兰弄工业区的美嘉商业大厦楼下举办,省下了至少3000元的搭棚费。前一晚的喊标宴也筹到10多万元经费。

兀兰美嘉中元会会长刘东成(70岁)说,虽然经济还未好转,许多公司都在辛苦挣扎,但希望借着成立中元会、办歌台“为大家求一个平安”,也让商家、居民和工友们联络感情。

今年承办22场七月歌台、有45年资历的旅者歌台台主陈联发(66岁)提到,许多中元会由年长者掌握财政,他们谨慎理财,不轻易动用“储备金”来办歌台,也导致中元会数量回升后,歌台量没有显著回弹。最近两年他也协助25岁的长女陈诗雅接手歌台运作,培养歌台接班人。

综合多名行家观察,近年来组屋区空地减少、搭棚和租灯光音响成本高涨,让许多中元喊标宴转入室内冷气餐馆或会馆,不少歌台在庙宇、工业区举办,甚至选用罗厘改装的流动花车当歌台舞台,也导致公众感觉今年七月歌台比较淡静。

疫后七月歌台淡静街边搭台转室内 分析:成本涨人手缺空地少

从八岁起跑歌台53年的刘玲玲今年七月主持八场歌台,她勉励艺人提升表演方式和内涵,如水一般灵活变化,才能让歌台文化更有吸引力。(郑一鸣摄)

歌台内涵和表演形式须提升

歌台已转为全年无休的新加坡式舞台,生命力顽强,但内涵和表演形式仍须提升,才能从低谷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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