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彼得：新加坡方言失语，现在新移民更是五湖四海，还能跟谁说方言？

过去华社的构成，主要是六大方言群，当年登高一呼推广华语，团结是一个坚实的理由；在今日语境下，这个守护母语的理由尤其迫切。另外是方言群中，现在除了“六大” ，还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更为碎片化，试想若都要推广，肯定力量会分散，资源会被摊薄。

还能跟谁说方言呢？

郭教授文章中，引述建国总理李光耀在《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书中，一段认定方言已是明日黄花的谈话：“……从多方言改成说华语的环境。新加坡讲华语的风气已经不能逆转，新加坡的语言环境已经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如果还有人要保留方言，那就请便吧，单靠方言是走不远的，因为整个社群已经说华语了，还能跟谁说方言呢？”

这本书的编务，我当年也有幸参与。如今重温，字句依旧铿锵，但已不能说全对。像“整个社群已经说华语了，还能跟谁说方言” 就一语中的，方言的使用场景确实少了很多，我就经常几天、甚至几周下来都没能用上一句。但关于“讲华语的风气已经不能逆转”？我不认为已是板上钉钉。

40多年前讲华语运动的启动，是政策制定者的意志，然后由上而下全面贯彻；如今母语的守护者可说别无选择，只能接过棒子，直面更艰巨的挑战，而且提倡多讲还不够，还必须在华文的使用和水平的提升上使力。众人迎难而上，或许还能峰回路转；躺平的话，就只有往下滑坡一条路。

当然，以上种种，审视的是社会总体，鼓励民间推广方言，还不如全力推广华文。但就个人或个别的家庭，力所能及，特别是华文已没问题了，愿意把自己的方言也学好或传承下去，肯定是好事。其实，一个人多学会几种语文，锦上添花并非不可能，像刚夺得奥运铜牌的17岁小伙儿墨士廉，尽管书是在家里读的，也还是能把五六种语言都学好说好。尤其是在成长期中，前面已说了，语言的吸收无所谓CPU限制，也非零和游戏，更何况华族方言和华语文，脉络基本相通，多学几种，“边际”困难度肯定是递减的。

我们的建国和立国一代，很多人没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甚至是失学的，但多语多方言者比比皆是。今天的学子，条件好很多，却别说第三种语文，好一些连自己母语都已经很挣扎。学校为何教不出多语的孩子，这是我一直困惑不解的，或许学语言正如“可理解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理论：靠在课堂上“教”和考试不一定最有效，还得生活中有浸濡，有运用各种自然语言的机会才能“习得”，而华语和华族方言的这个条件已今非昔比。除了跨代，我们还可以横向比较，是的，我说的就是长堤彼岸的朋友。他们懂双语、三语的极其普遍，若算进方言可能还不止这个数，用时可以轻松切换，和什么人交流都通畅无阻。

梁家班会是最后的方言电影人吗？

人比人不一定气死人，但总有大大小小缺憾。其中一个，是我总认为的多语意味着多文化、多视角以及更多的生命情趣和维度，但很多新加坡人在这方面已明显输了一截，而且应该还不自知。英文有一句话：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些什么（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同理，不懂方言的人，往往也不会感知到自己损失了什么。还好，莱院的那群学生，起码会因为不能和祖父母很好地沟通而难以释怀，进而坐言起行，决心要把自家的方言学好。

又如，人与人交流，通过方言，经常会有很不一样的共鸣，或心意上的即时连接。这是我在香港讲广东话，或者在厦门、台南讲福建话都有过的体验。这种以共同的乡音拉近距离，和彼此使用华语或普通话，还是有差别的。

再有如审美情趣。一首《禅院钟声》，可以让我停驻闹市，皆因旋律的幽怨和文字的凄美。“情根爱根恨根怨根，春花怕赋咏；情丝爱丝愁丝怨丝，秋月怕留情……”根本就是诗笔所作，再麻木者，只要听得懂粤语，都能轻易产生共情。

其实也不必诗情画意。像不久前看了《钱不够用3》，情节和人物有点荒谬、拍摄技巧略显粗糙，还一直被置入式行销干扰。但它草根、亲切的方言压过了这一切，在嬉笑怒骂中，有一种和故人偶遇的快意。大概梁家班是我们的最后一批方言电影人了。你想，大家用华语点盘杂菜饭，都“这个那个”了，以后谁还有本事，用方言把电影拍出来呢？

方言“失语”，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层面，都是可惜的。但社会不应太纠结，重要的还是守护好华文的基本盘，尤其是别让小朋友对华文心生厌恶，或者多是“半桶水”。

至于个人，多几种语言傍身，包括方言，都会是添加分。墨士廉能说华英双语，以及印尼语（和马来语有六七成的重叠吧）、德语、法语、克罗地亚语，哪怕程度不一，我觉得已是人生赢家，不管他将来能否追逐得到曾经错过的金牌。

六种语文太难的话，向我们莱院的“方言帮”同学看齐也不错。双语加一个方言，肯定已是“冇得顶”“无马走”了。

文：王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