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龙最新演讲藏玄机！小国不做选择题，要做判断题

因此，我不认为美中之间有可能达成某种“大交易”。

然而，除非美国和中国能够携手合作，达成某种可行的安排，否则我认为两国都将陷入困境，世界也将因此遭殃。因为如果双方发生冲突，不仅会两败俱伤，还会给全球带来巨大伤害。

我希望双方能找到一个折中方案。我能设想为此需要采取的一些措施，但这绝非易事。

主持人（陈庆珠大使）： 是的，正如您所言，我认为这将是一段崎岖的历程，有时甚至可能比崎岖更糟。现在我想转到我们每天早晨在报纸上看到的议题——关税战和报复性关税。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也没有赢家。您如何看待这一进程或发展趋势？

李显龙（国务资政）： 如果你是经济学家，你会建议中国——你的对手正在做这些事情，加征关税。他可能认为这会损害中国，但实际上也在损害他自己的经济。保持冷静，继续前行，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如果你采取行动，也会伤害自己。

但从政治角度，这种克制是不可行的。当有人对你这样做时，即使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你也必须采取行动表明你已经注意到他对你所做的事，并且必须做出回应。就连加拿大也在回应或考虑回应。而这种“你来我往”不仅限于关税，还包括出口限制、投资限制。基本上，这是一种脱钩与分裂的过程。这样的方向，只会带来严重的问题。

自二战以来，世界再未经历过这种局面，因此或许已淡忘其模样。但战前确曾发生——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大幅提高关税，引发其他发达国家竞相筑起类似高壁垒。全球贸易骤降，经济衰退加剧，多国陷入严重困境，这进一步激化了国家间的政治压力与紧张态势，最终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

人们也许忘记了太平洋战争是如何开始的——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对日本实施了石油和橡胶禁运，而这些都是日本赖以维持工业和战争机器的关键资源。日本之所以发动太平洋战争，就是为了确保这些原材料的供应，包括从马来亚获得橡胶和锡，从荷属东印度（即今天的印度尼西亚）获得石油产品。所以，这样的发展路径是非常危险的。

1985年，李光耀先生曾应邀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主题正是关于这种局势的发展趋势。当时是不同的年代，时任总统是隆纳·雷根，李光耀先生的演讲赢得了全场起立鼓掌。但今天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们不再谈的是美日之间的经贸摩擦，而是两个核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

或许双方不会真的走到那条路的尽头，但希望在某个关键时刻，能够找到“下坡道”或“出口”，及时刹车，避免相互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伤害。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时间，也需要心态上的转变。而在此之前，我们只能系好安全带，做好应对动荡的准备。

主持人（陈庆珠大使）： 是的，我知道有些人说，给它两年时间，也许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到来，局势可能会有所稳定。

李显龙（国务资政）： 我不知道会不会如此。我不愿将这个问题仅仅归结为个人偏好或成见。当然，领导人个人的观点确实会带来影响，但我认为，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共识。

过去，世界的理想状态是平的——我们只需彼此做生意，这样就好。如果你卖给我所有的粮食，我卖给你所有的汽车和太阳能板——这没问题。

但现在，人们会问，“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卖给粮食怎么办？”而我也会问，“如果有一天我需要将汽车生产线转为装甲车生产线，我该怎么做？”我认为现在有一个根本性的担忧，即安全与韧性必须被赋予更大的权重，或许应优先于繁荣与相互依存。

因此，我不认为我们会回到那个各国推动亚太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时代，正如我们在 1990 年左右APEC（茂物宣言，Bogor Declaration）中所表达的那样。但我也希望我们不会走向一个“丛林法则”的世界——一个国家可以宣称：“这是国家安全问题，我可以为所欲为，任何人都不能干涉。”

即使是涉及国家安全，我们也不希望自己因此破产；你也不希望破产。在军备控制领域，哪怕是敌对双方，也依然设有限制协议，通过条约将竞争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以防冲突失控。我认为，在贸易领域，我们也需要类似的规则和制度安排。

主持人（陈庆珠大使）：谢谢您。这将是我最后的第四个问题，之后就轮到观众提问了。今年是新加坡独立60周年。作为全球港口和海运枢纽，新加坡在这60年里不断壮大，持续发展。而本地区的其他港口如今也有宏大的愿景，它们同样希望扩张业务，发挥更大作用，争取更多市场份额。这完全可以理解，也是自然的竞争。资政阁下，您如何看待未来20到30年新加坡作为全球港口和海运枢纽的发展前景？我不谈60年之后，因为届时科技和地缘政治或许已发展得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您对新加坡海事产业未来的愿景是什么？

李显龙（国务资政）：假设世界保持和平稳定，全球贸易体系得以维系，各国仍需相互开展商贸往来——尽管这并非必然，但我愿为此押注并努力——那么我相信新加坡总能谋得生存之道。

我们的港口已从最初所谓的转口贸易站（实则不过是邻近地区的小帆船、来自中国和日本的舢板，或许还有些欧洲来的稍大船只在此交易），发展至如今每年吞吐量超 4000 万标准箱（TEU）的规模。

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始终保持领先一步，高效运作，充分利用技术和人力资源；确保我们拥有一支致力于打造一流港口的团队，即便缺乏广阔的国内腹地，也能为自己谋得生机。

若仅依赖新加坡本土的货柜业务，新加坡港务集团（PSA）的规模可能只有现在的二十分之一。但我们赢得了国际业务，这完全得益于我们的高效和可靠。疫情期间我们证明了这一点——港口始终开放。疫情过后，当其他港口出现货物积压和延误时，我们这里成为人们追赶进度、解决问题的首选之地。

因此，我相信我们仍然有增长空间，而且我们已经制定了相当大胆的发展计划。我们正在建设的大士港（Tuas Port），目标是每年处理6,500万个标准箱。去年我们的吞吐量刚刚超过4,000万，相比之下，目标提高了50%。你可能会问：“这是不是太激进了？”我会说：你必须敢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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