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新内阁名单出炉！阵容大洗牌，80后崭露头角！

黄循财也反复提及，新内阁既保留了稳健且经验丰富之人，又有新任和年轻的部长加入，新内阁规模略有扩充，后续一两年大概率还会进一步调整。

这种新老有机结合的配置模式，完美地平衡了政策连续性和政府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

新加坡政府深知，过度年轻化极有可能引发政策的不稳定和不连贯问题，所以在调整内阁之时，采取了精细平衡的策略，力求让政策的车轮始终稳健前行，又不失创新活力。

2 新加坡精英培养机制的奥秘

新加坡政界精英的培养，是一项宏大而精密的系统工程，新加坡政府凭借总统奖学金和SAF国防奖学金等项目，从中学阶段起就开启对未来领袖的挖掘与培养之旅。

总统奖学金无疑是新加坡学术奖学金里的 “天花板”，素有 “教育界奥斯卡” 的美誉。

自1966年首次颁发以来，每年仅拿出4—6个珍贵名额，申请者不仅要在剑桥高级水准考试（G.C.E "A" Level Exam）中取得出类拔萃的成绩，还得具备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公共服务精神。

获奖者通常会被送往牛津、剑桥、哈佛等世界顶尖学府深造，学归来成后需在公共服务领域默默耕耘7—10年，总统奖学金得主的队伍里，李显龙、维文、陈振声等如今都已成长为新加坡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SAF国防奖学金则是致力于培养军官和指挥官的选拔奖项，获奖者在完成学业后，必须加入新加坡武装部队，为国家安全筑牢人才储备防线。

新加坡教育体系与政界精英培养之间的关联也十分紧密，具体表现如下：

顶尖大学的精英人才孵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堪称新加坡政界精英的摇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新加坡政府各部门任职的拥有学位的官员中，约11%都是奖学金获得者，而在法定委员会中这一比例更是攀升至约16%。

这些官员大多毕业于这两所本土名校，或者借助奖学金奔赴海外顶尖学府深造。

例如，李显龙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哈佛大学，维文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和皇家爱丁堡外科医学院，陈振声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专业能力与领导力齐驱并进的培养范式

新加坡教育体系独辟蹊径，既看重学术成绩，又将领导能力和公共服务精神的培育置于重要地位。

总统奖学金的选拔标准就明确要求申请者必须展现出出众的领导能力和服务精神，获奖学生往往从小就在名校接受熏陶，并且要经历层层面试的严格筛选。

以2024年总统奖学金的三位得主王祎宁、陈靖凯和卓恩宇为例，他们分别来自莱佛士书院、莱佛士书院和华中，都积极投身于大量志愿服务活动。

海外教育阅历的深度积累

新加坡政府不遗余力地鼓励精英人才前往海外顶尖大学深造，以此拓宽他们的国际视野。

总统奖学金和SAF国防奖学金的获得者几乎都会在高中毕业后奔赴英美等国的名校学习，完成学业后回国效力，巧妙地将国际经验与本土知识相融合。

像黄循财坐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经济学学士、密歇根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等学位，李智升则有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律学士和牛津大学法律硕士，徐芳达更是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机工程与计算机科学学士及经济学学士双学位，以及阿德莱德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公共服务意识的萌芽早育

新加坡政府从中学阶段就开始为学生播撒公共服务意识的种子。

例如，总统奖学金得主王祎宁从12岁起就开启了志愿服务之旅，陈靖凯积极参与多项志愿服务活动包括参与民众接见会，卓恩宇同样热心参与各项志愿服务项目。

新加坡的精英教育体系恰似一部精密运转的 “人才孵化器”，通过层层选拔、全球视野的深度浸润以及公共服务精神的千锤百炼，构建起支撑国家治理的坚实 “人才金字塔”。

正如黄循财总理所言，新加坡的未来关键就在于能否持续培育出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卓越领导者。

在全球治理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新加坡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说到底取决于其培养和运用人才的能力，而精英教育无疑是这场持久战中极具战略价值的核心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