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龙美国访谈全文：我不是 “北京耳语者”，中国不会自愿当乌克兰危机协调人

27:31 -【南中国海纷争】

李显龙：我认为南中国海存在着一些事实。各个环礁和岛屿由不同的国家占据。有的填海造地、扩大岛礁、筑防御基地，主权声索相互重叠，错综复杂。中国是主权声索国，东盟其中四国也是，不包括新加坡。

东盟和中国一直在进行长期对话，探讨如何处理问题。我们有个《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 ，也正在商议拟定一项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守则。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我们也有了谈判文案，我们拟定了序言部分，但制定行为守则非常困难，因为要定义问题，就已经是在问题上纠缠了。具争议性的部分是哪些？我的部分可没有争议，你的才有争议。因此，我认为这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在我们看来，航行自由是重要的，国际法是重要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重要的，而和平解决争端也是重要的。这样才能避免一些有可能升级的意外冲突或碰撞。

我并不认为声索国会想看到问题走向极端，因为东盟所有国家都和中国有密切经济往来，而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虽然非常重要，但这只是宏观层面的其中一个问题。

因此我认为可以作出一些妥协。我们关注的是航行自由和国际社会的利益，因为大量的国际贸易都需要经过南中国海，如能源和许多其他物资。说回乌克兰，我认为南中国海问题有它自己的发展趋势，我不认为这与乌克兰局势的发展，有何密切关联。

麦可·莫塞蒂希（PBS Online 新闻一小时）：贵国外长呼吁积极调解，并提议邀请中国来当乌克兰局势的调解者。中国真能充当独立的调解人吗？考虑到中俄关系正日益密切，许多观察者也认为，确保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不至于太难堪，其实攸关中国的实际利益。

李显龙：我觉得你是在引述彭博社报道的一个标题。这篇报道渲染了我国外长的讲话，我并不认为他是这个意思。

30:32 -【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充当协调人？】

李显龙：我也不认为中方会自愿扛起这项任务。我认为，他们会宁可由其他人出面，而我也不认为缺乏调解人是乌克兰局势的问题所在。

史蒂芬·比根（Macro Advisory Partners LLC）：新加坡是亚洲其中几个重要组织的主要成员国，如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但印太地区也有许多其他组织，甚至是新的组织，例如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四方安全对话（QUAD），不算太新的组织，但肯定在演变，还有五眼联盟，也不是什么新机制，但是个重要平台。

总理先生，我只是想了解新加坡的看法。您是否支持这些组织，尤其是新冒起的组织？您怎么看新加坡的角色？未必是加入，而是您如何看待与它们的关系？

31:40 -【新加坡如何看待全球安全安排】

李显龙：我们理解这些新组织成立的原因。美国在本区域有其战略利益，并希望推进这些利益，而美国自然会想要与不同国家组建各个组织，以实现共同目标。AUKUS是个例子，四方安全对话是另一个，五眼联盟存在很长时间了，而这些组织都是政治格局中的一环。

东盟仍然处在这个格局中。我们谈论过东盟的核心地位，而如果东盟能够凝聚各方力量，扮演有用的角色、促成讨论、召集各方，那么其他各方也都会有各自的位置。但这得取决于东盟。东盟有10个不同国家，地缘政治情况和战略观点各异。

所以想让东盟取得共识并发挥影响力，需要一个过程。但我认为这是必要的。东南亚地区必须拥有一个轴心点来聚拢各成员国，而不是把彼此推开。

此外，还有其他因素把东盟各国凝聚起来。我刚才提到亚太经合组织，还有东亚峰会，这与东盟有着密切关系，与会国包括俄罗斯、中国、美国和印度，另有印太经济框架。我们希望当这个框架成立后，有朝一日至少会是个具包容性的组织。当你有了这些具包容性的组织，当然其他组织也能存在，这就是世界的规律。

蒂姆·菲格森（财经记者）：总理先生，我曾好长一段时间在新加坡担任财经记者，很高兴再次见到您。海峡时报指数似乎已从冠病疫情的低谷中强力回弹，就像许多西方国家的情况一样，但中国股市包括大陆和香港并非如此。您是否认为接下来，新加坡至少在金融方面，因为更能与中国市场的困难处境区别开来而有所获益？

李显龙：不，我们怎么可能脱离中国市场？

蒂姆·菲格森（财经记者）：或者说 与他们的区别更明显会对你们更有利吗？

李显龙：我们和中国市场不脱离 。我们有商业往来，他们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新加坡有投资，而我们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投资也不少，我们希望他们好。

34:27 -【后冠病经济复苏与中国市场前景】

李显龙：许多分析师谈到中国股市下跌的原因，都归咎于政策，中国政府的决策。我认为中国想要在科技领域建立一套新规则，而他们认为股市表现是次要的考虑因素。

就经济情况来看，到目前为止，尽管受疫情冲击，中国的经济表现仍相当强劲。如果把眼光放远至后冠病时代，我们相信中国是有潜力，继续是个充满机遇、发展中的经济体。我们希望能继续和他们合作。

香港是另一个特殊情况，因为他们正处于过渡期。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市场受中国大陆的影响，也因为香港自身的具体情况和条件，也需要时间化解。我们希望他们能解决。从狭隘的角度来看，因为香港的种种问题，一些当地的企业或民众可能希望移到别处发展，他们可能想到新加坡来，如果他们想来，我们会乐意接受。

但从更广的角度看，香港萎靡不振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宁愿有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一荣俱荣，我们能生存，他们也一样，这并非是二选一的情况。

哈斯：我想就您之前提出的问题，再谈一谈。在美国的外交机构，或者甚至更广的层面来看，大家形成一种普遍的判断，经过数十年努力，仍无法成功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假设美国的希望是让中国的经济更开放，更符合国际规则，政治上更开放，在外交政策方面也不那么强势。但实际情况是，中国选择以自身的方式参与并变得更强大，姿态和行为上却并未变得更温和，而这也导致大家认为 我们需要设定更多的限制。您认为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正确的教训，还是过度解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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