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磊：新加坡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其次，强化新美关系的考虑。李显龙在美访问期间，除了与拜登和哈里斯会见之外，还与美防长奥斯汀、财长耶伦、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众议长佩洛西以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等会面，在一个侧面也体现了新加坡希望通过此次访问深度强化新美关系的基本诉求，毕竟新加坡是拥有美国“主要安全合作伙伴”地位的唯一国家。李显龙与拜登会谈后，共同发表了《新美领导人联合声明》，除了对乌克兰危机的共同关切之外，双方强调要深入拓展新美在基础建设、网络与太空这三个领域的双边合作。

今年2月，拜登政府出台了其所谓的印太战略，而这一框架也是会谈的焦点。李显龙对拜登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表示欢迎，不过在相关表态时，他却多次使用了“亚太”概念，引发舆论的诸多解读。也许，对新加坡而言，加强与美国合作推动建立一个开放、包容、与时俱进而且灵活的正面经济议程是当前的首要选择，至于这个框架是否有针对第三方的趋向，并不是新加坡考虑的重点。作为“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所在地的新加坡，也许更愿意借助更为中性的“亚太”概念来表达其一贯的外交理念。

再次，新冠疫情的压力。3月24日，新加坡政府宣布大幅松绑防疫措施，改变了以往的疫情防控政策，开始迈向与新冠共存的阶段。当然李显龙也提醒民众要做好心理准备，以应对疫情的波折。如今放开疫情防控政策也体现了官方所称的两年来所取得的疫情防控成果较好的自信。李显龙在美国受访时就指出，美国人已经习惯了新冠疫情，开始与新冠并存，那么新加坡也可以做到。这无疑也是在为新加坡的疫情松绑政策寻找合理性的佐证支持。

不过，松绑政策多多少少也反映了新加坡政府在疫情下对经济发展压力的无奈。尽管政府指出2021年的经济增长并未像2020年那样低迷，而且当下新加坡全国的失业率正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甚至政府预测新加坡经济在2022年将实现3％至5％的增长，但是对于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和外来投资的新加坡而言，再继续坚持以前的阻断措施无疑对于接下来的经济发展是无益的。在新美关系的经济层面，目前新加坡是美国在亚洲的第二大外资来源国，美国则是新加坡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所以，李显龙此行到华盛顿化缘，以推动疫情中新加坡经济复苏的意图也是明显的。

最后，平衡地区力量格局的认知。大国平衡一直是新加坡长袖善舞的小国大外交的不二法则，其实换位思考之后就不难理解新加坡这种行为偏好的内在考虑。正如《联合早报》的社论中所指出的，“新加坡外交所做的一切，积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出发点是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根本目的则是维护本国的生存和利益。这是小国要在国际上存活的必须。”一语道破了新加坡的外交理念和政策选择。

所以，李显龙在到访美国期间，不论是在与拜登、哈里斯等领导人的会谈，还是参与美国智库的对话会，一直都在表达一个观点：就是希望美国能够了解并关注新加坡的战略关切。希望不同的大国能够妥善处理分歧矛盾，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新加坡这样的小国注入信心，缓解他们的安全焦虑。所以，一方面他既肯定了美国在亚太地区格局中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强调了新加坡不会选边站的立场和原则。

本次长达8天的访问，不论对于新加坡还是对于美国，无疑都是满满的收获，而拜登也对新加坡在地区乃至国际局势中的小国大外交定位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联合记者会上，拜登就明确指出，他希望能够咨询李显龙的意见，并认为李显龙本人和新加坡都承担了明显大于他们自身分量的挑战。这个表态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将李光耀的影子照在了李显龙的身上。可以说，这是李显龙此行最大的个人收获。

特约记者姜晶晶：如果美国以俄乌危机为理由对中国发起次级制裁，新加坡是否会继续跟随美国步伐？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范磊：按照新加坡的说法，新加坡采取对俄罗斯的制裁并非将俄罗斯视为敌人，而是其外交价值观的直接表达。但是，即便有这样的解释，并不能影响俄罗斯将其列为非友好国家，从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俄罗斯与新加坡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但是，新加坡和中国之间一直保持着良性的活动，虽然迟至1990年10月中国与新加坡才正式建交，但是自新中国成立至建交前的40余年中，双方在经贸甚至政治领域的互动却始终没有停止过。

相关数据显示，1959年新加坡就已经是中国的第十大贸易伙伴（6999万美元），20世纪60年代还成为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外汇来源地。1956年以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德根为团长的新加坡工商业贸易考察团一行54人应邀访问新中国，期间还受邀参加国庆观礼，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接见。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于东南亚反殖民运动的需要，李光耀、杜进才等政府高层曾多次提出访华，也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回应，但这些本可能会改变中新关系历史的访问皆因故未能成行。1965年8月18日，新加坡独立不到十天，即委派时任新加坡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的高德根到香港与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祁烽会晤，通报新加坡独立的消息。

20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在联大投票时，新加坡投的是赞成票）、中美关系的解冻以及中日邦交正常化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让新加坡开始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定位问题。1971年11月初，北京举行亚非桌球友谊赛，新加坡受邀参加，意味着两国的官方接触再次启动，并促成了次年中国桌球队对新加坡的访问。1974年9月，时任中国副外长的乔冠华在纽约与新加坡外长拉惹勒南会面时主动邀请其访华。1975年3月，拉惹勒南访华，周恩来抱病接见了拉惹勒南一行，足见中方对发展与新加坡关系的诚意。1976年5月，李光耀实现了他一生33次访华行程的首次出访，这已经是周恩来去世四个月以后了，未能与周恩来会面是李光耀外交履历中引以为憾的事情。而毛泽东临时决定接见李光耀，也让李光耀感到中方对发展中新关系的重视。回国后，李光耀即放宽了新加坡公民到中国旅游和访问的限制。

1990年8月8日，中国与印尼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从而彻底扫除了新加坡在中新两国建交问题上的心结。1990年10月3日，中国外长钱其琛和新加坡外长黄根成在纽约签署建交公报，两国正式建交。建交以来，两国高层交往频繁，双边关系不断深化。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新加坡，双方一致同意将中国和新加坡关系确定为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中新关系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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