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还是社会，在抗击疫情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基于中国香港与新加坡的比较分析

自新冠病毒(COVID-19)成为全球大流行以来，人们一直在积极寻找各种政策经验和教训，以抗击疫情。最近，香港中文大学黄伟豪教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吴木銮教授合作的文章，通过一项比较政策研究，探讨了在抗击新冠肺炎中不同的政府-社会之间的微妙差异。

在三角政治关系模型下(Political Nexus Triads，PNT)，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提供了两个对比鲜明的政府与社会互动案例。中国香港在抗击COVID-19方面更依赖社会和政府官僚，而新加坡则更依赖以政府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它们代表了政府-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和COVID-19应对措施中的多组态因果关系，并对任何单一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论文发表在SSCI期刊JCPA上。

研究背景

本文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角度，通过三角政治关系(Political Nexus Triads, PNT)的分析视角，对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考察了在抗击新冠肺炎中政府和社会两者之间的微妙差异。

自新冠病毒(COVID-19)成为全球大流行以来，人们一直在积极寻找可转移的政策教训，以抗击疫情。

随着成功国家和不那么成功的国家的经验变得越来越明显和可用，它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自然实验，通过分析各国政府的反应差异来找出各国政府的能力和无能(Capano et al. 2020)。

据彭博社(Bloomberg)发布的新冠病毒应对恢复力排行榜(COVID - 19 Resilience Ranking)显示，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2021年1月排名前10位。该排名根据53个最大经济体在控制病毒方面取得的成功，即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最小。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成功地超越了加拿大(第13位)、法国(第19位)、英国(第32位)、美国(第35位)、德国(第36位)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2022年2月底的最新排名是，新加坡排名27，香港排名52。)。

问题

本文想要解决的研究问题是，在政府-社会关系不同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如此显著的COVID-19遏制效果？

在这方面，本文有两个目的。首先，研究东亚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应对政策，并比较它们应对COVID-19的方法。

其次，更重要的是，希望利用各国和地区应对新冠疫情的“自然实验”的机会，研究不同的政府和社会关系如何影响它们应对COVID-19的方法。

有人认为，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取得了类似的COVID-19管控结果。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采取的不是一种标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而是对比鲜明但符合实际情况的应对模式。尽管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有许多相似之处，如遗留的英国殖民行政系统和发展轨迹(Perry et al. 1997; Weiss and Hobson 1995; Woo-Cumings1999; Woo 2018)，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来解决COVID-19，前者采用更社会化的方法，后者则采用更政府为中心的方法。

政府-社会关系下的

三角政治关系(PNT)分析框架

政策回应是由机构独立或集体作出的，作为它们之间的妥协和互动，因此是一种机构回应(Wong and Welch 1998; Fukuyama 2013; Van de Walle and Brans 2018)。

问题

根据这一逻辑，本研究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在政府-社会关系框架下，哪些行为体和机构可以加强动员、制定和产生适当和必要的政策回应，以应对重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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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主要行动者的过程中，本文采用了“三角政治关系”(PNT)(Moon and Ingraham 1998)的分析视角作为一个总体框架，以指导比较案例研究中的分析。

在PNT中，任何政府行动，包括政策，都可以被理解为三种不同的政府和社会行动者之间的政府-社会互动的产物：政治家、官僚和社会(Moon and Ingraham 1998)。虽然PNT最初是为了研究亚洲行政改革的动态轨迹而开发的，但它是一个具有广泛解释力的包容性框架，因为它精确地指出了宏观的治理机构，概述了它们的主要特征，并展示了它们的相互作用。作为一个动态模型，在PNT下，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并与其他团体相互沟通，以试图增加其影响力。

PNT是“一种扩展模式，它将社会作为传统政治-行政模式的第三维度” (Moon and Ingraham 1998, p. 77)，在传统政治-行政模式中，政治家和官僚具有服务国家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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