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还是社会,在抗击疫情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基于中国香港与新加坡的比较分析

2022-04-06     缘分     21958

根据Aberbach等(1981)的界定,作为行政精英和职业公务员的官僚,依靠专业知识和专业精神来建立执政的合法性,政治家通过民主和选举获得执政权力的。两者的角色和形象重叠,共同分担政策制定的任务。它们代表了两种主要的政治化力量,通常以民主化和科层化的形式出现,在许多国家形成了政治和治理(Peters and Pierre 2004)。

通过政策参与者的政策能力(Wu, Ramesh, & Howlett 2015),以及在分析、操作和政治层面上“执行政策职能所必需的技能和资源或胜任力和能力”,可以进一步了解政策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Wu, Ramesh, & Howlett 2015, p.166)。表1总结了三个主要的PNT参与者的能力,其中还提供了他们在相互作用中采取行动的例子。政策能力有助于总体治理能力,尽管不同领域之间可能存在紧张关系,这需要谨慎协商(Gleeson et al. 2011)。

政府还是社会,在抗击疫情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基于中国香港与新加坡的比较分析

表1:PNT行动者和政策能力:政治支持、分析和行动

研究政府-社会关系所面临的挑战是,设计出新的、精细的重新表述和更复合的概念,以捕捉政府-社会互动中行动者的多样性及其动态(Sellers 2011)。

在本研究中,PNT可以帮助推动以下几个方面的进展:

首先,它将政府分为两大类行为者,即政治家和官僚,并捕获了“共同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和政府行为者”(Sellers 2011, p. 135)。

其次,正如新的研究发现的那样,有效的治理往往不是“一个政府从公民社会获得自治的产物”,我们的分析将把重心放在解释政府本身或政府-社会划分之外的因素上(Sellers2011, p. 129),并考虑社会中的行动者如何能够动员政府权威。

第三,它对不同政府和传统中的政府-社会关系采取更加开放和微妙的立场,包容协同和冲突的可能性。

比较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虽然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许多主要方面有相似之处,例如其英国殖民历史和社会经济背景,包括以华人为多数人口的种族,但它们在公共政策的一些关键变量上存在不同。他们早期的经济奇迹通常可以用发展型国家的理论模型来解释,这种模型使用韦伯式的精英官僚体系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Johnson 1982; Douglass 1994; Huff 1995)。

但近几十年来,他们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公共行政和政策改革之路,比如新公共管理(NPM)改革(Lee and Haque 2006; Cheung 2008; Woo 2018)

政府-社会关系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有着不同的政府-社会结构。依据PNT理论框架:

新加坡在其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下,在政治、官僚和社会之间表现出更高的整合和一致性。

相比之下,在中国香港,一个由主要是行政长官及其政治任命人员主导的弱势政府、与其官僚机构和社会之间存在着日益紧张的关系。

强大、脆弱的政府是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文献中常用的主要概念(Skocpol & Finegold 1982; Migdal 1988, 2001; Hendrix 2010)。它们指的是国家履行一些核心国家职责的能力水平,如为公民提供法律和秩序和主要服务的强制、行政和提取(extractive)职能(Ham 2018)。同样,社会的界定及其强度也可以操作化和衡量(Anheier 2004),据此制定了许多社会的指标和指数(Heinrich 2010)。

表2比较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政府-社会关系。从宪法上讲,中国香港是一个政府主导的政府,但政治家的正式权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为自1997年中国香港主权从英国回归中国以来,它面临着一场巨大的、迫在眉睫的合法性危机(Lee 1999; Scott 2000; Ma 2007; Hartley & Darry 2020)。关于其任人唯贤和自主的韦伯式官僚机构,其权力和影响也被政客们通过不断的政治化进程大大削弱(Wong 2013)。公民享有高度的自由,甚至在殖民时代也培养了一个积极和自治的社会(Fong 2013)。

政府还是社会,在抗击疫情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基于中国香港与新加坡的比较分析

表2:中国香港和新加坡PNT的主要机构:政治、官僚和公民社会

中国香港的政府-社会关系是不稳定的、对抗性的,而新加坡的政府-社会关系是支持性的、综合性的(Cheung 2008; Haque 2009)。尽管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新加坡人民行动党(PAP)日益受到社会的挑战(Tan 2018),但在政治家和官僚之间可靠的伙伴关系下,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融合仍然很强。尽管不断受到不同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推动,新加坡政府仍继续采取务实的治理方式逐步推行改革(Tan 2012)。它的公民社会主要被允许在一些非政治和非敏感的政策领域活动(Rodan 2003; Ortmann 2015)。

政策回应:政府与社会

COVID-19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均于2020年1月23日发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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